如果要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路上找寻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的话，2003年的“非典”事件应当列居首位。十几年的时间足以冲淡许多东西，但84消毒液和板蓝根的混合气息却依然在脑海里深刻又清晰，在那个由恐慌、焦虑和谣言构成的特殊时节里，接踵而至的名词不断撩拨着人们紧张的神经：冠状病毒，呼吸综合征，小汤山，还有那一夜爆红的——果子狸（Paguma larvata）。
果子狸作为一种广泛分布在我国境内的灵猫科动物，中国人对它的接触历史其实十分悠久，但这种接触一度十分局限。在《红楼梦》第75回的餐桌上，一盘风腌果子狸由贾母指定“给颦儿（黛玉）宝玉两个吃去”。极尽奢华的荣国府里，能让史太君自己舍不得吃而赏赐给两个孙辈的食材，必定不是寻常之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果子狸都被视为难得的山珍野味和滋补佳品。
通过对广东野生动物批发市场上的508位工作人员的血液监测，发现其中13%的受测者体内含有对SARS病毒的抗体，这远高于普通人群的6.3%，而果子狸体内的SARS病毒更是与人类SARS病毒存在99%的基因同源性。基于这些证据，2003年5月23日，由深圳疾病预防中心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果子狸正是导致这次“非典”的源头。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果子狸真的要为“非典”的肆虐负责吗？
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员看来，预防一种动物源病毒的第一步，应当是确认它的源头——自然宿主。而自然宿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既可以长期携带病毒，又可以和病毒和谐共存，因为只有健康的自然宿主才能满足病毒长期存在和进化的要求。
但果子狸并不符合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除了广东的部分养殖果子狸之外，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野生和养殖果子狸检疫，都没能发现人类SARS病毒的踪迹，而在实验室环境下给果子狸接种SARS病毒，它们也会出现发病的症状。
作为自然界中的病毒大户，蝙蝠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全国各地的多种果蝠身上，也的确检测到了SARS的变种，但它们与人感染的SARS病毒还有许多不同。
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石正丽团队的“病毒猎手”们攀爬在全国28个省市的山谷洞穴，终于在2017年发现了一个包含所有人感染SARS病毒基因片段的蝙蝠种群——一群生活在云南昆明地区的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此时，距离果子狸背负“元凶”骂名已有14年。
源自蝙蝠的病毒为何会出现在果子狸身上？从蝙蝠到人类的病毒传播途径中，果子狸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一切还需要从果子狸的习性开始讲起。在野生环境中，食物的来源会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匮乏和动荡，许多动物会趋向于扩大自己的“菜谱”来确保饮食无忧，在果子狸身上，这样的广食性也有所体现。通过对其粪便的研究发现，春季的果子狸吃得非常杂，从植物嫩芽，节肢动物，到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有。但当水果日益成熟丰富后，其他食物所占的比例就迅速被水果所替代，尤其是在筹备冬眠养分的秋季，果子狸几乎只以水果为食。
“果子狸”的确名副其实。
或许是为了躲避栖息地内诸多天敌的侵扰，果子狸生性十分孤僻谨慎，它们不仅昼伏夜出，还会到水流附近排便，以期水流将粪便冲走以掩盖自己的气息。但东亚和东南亚稠密的人口还是让它们和人类的接触愈发频繁，和果子狸一样，人类对各种水果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而不便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山地恰好是开辟果园的好地方。
在秋季，急需补充营养的果子狸常常会冒险闯入果园，出于报复性对果子狸进行的捕杀也由此屡见不鲜。而当人们被它独特的肉质和优良的毛皮所吸引后，猎杀果子狸更成了山区猎户们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
正是在这样不美好的接触中，一些没有死于钢叉、套索和猎枪的果子狸被暂养起来。由于果子狸的饲料廉价易得，其繁殖能力又相当强，人工养殖果子狸逐渐颇有规模。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新中国就有了不少养殖果子狸的农户，而在原本并没有果子狸栖息的日本，从中国台湾引进的养殖果子狸逃逸后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种群。
就在这些关于果子狸的故事中，危险的节点隐隐浮现。
中华菊头蝠是一种昼伏夜出、以昆虫为食的哺乳动物。生活在昆明的这一群中华菊头蝠，或许在野外就和一头果子狸发生过接触，而这头果子狸又被捕捉并送到养殖场内。而这家养殖场的果子狸即将踏上危险的旅程：在“非典”爆发之前，中国的果子狸养殖业十分兴旺。截止到2003年6月，在全国十余个省份里，有4万多头果子狸生活在660家养殖场内，但它们最重要的销售地区却只有一个——广东。
16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那场浩劫，被卷入其中的病毒、蝙蝠、果子狸，似乎都没有“刻意”针对过人类。果蝠体内的SARS病毒并没有操纵蝙蝠去寻找人类，盘踞在昆明郊外那狭长洞穴中的菊头蝠和人类也几乎没有接触，而被运送到广东的那一车果子狸更是无辜透顶，被端上餐桌并成为中间宿主的命运，绝非它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