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下，阿莉马图·阿里杜（Alimatu Alidu）手握一块石头，将土豆、红辣椒和小龙虾磨成了一团红色糊糊。黑色头巾下面，她的额头布满汗珠。她把糊糊和其他材料放进一只锅里。锅子架在一只简易炉子上。炉子不过是两块不平的岩石，中间生一把小火。将糊糊充分加热之后，她加入了最后一味食材：煮熟的豇豆。
豇豆被称作穷人的肉食，这种豆科植物在非洲十分常见，它们色泽浅黄，弧形的豆子上有一块黑斑。这些豆子长在豆荚里，豆荚能长到差不多30厘米长。在其他日子里，阿里杜会做豇豆油煎饼，把豇豆和水打成糊，加入辣椒，搓成一个个团子，炸熟了当早饭吃。她能用豇豆做出五道不同的菜。
很快，这道名为“红红菜”（red-red）的辣菜就全部做好，阿里杜那个16人的大家庭可以开始用餐，其中包括她自己、她丈夫、两人的六个孩子，还有她丈夫的第二房妻子和她的七个孩子。他们共同生活在加纳北部一个名叫“几宁多”（Zinindo）的村庄，家里有几座茅舍，一片露天厨房围在中间。
在加纳北部，像兰纳图·阿里杜（左）和阿莉马图·阿里杜（右）这样的自给农民靠豇豆满足16人大家庭的蛋白质需求。豇豆是加纳和西非其他地区的一种主食，研究者认为，它最初就是在西非驯化的。这种豆科植物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的最爱，早上吃完去上工，到太阳落山都不觉得饿。
阿里杜怀孕时，就听从医生的建议增加了豇豆的摄入，之后又用磨碎的豇豆给孩子断奶。豇豆也是加纳学校午餐的主食。这种作物播种后两个月内就能收获，因此能在五月和八月之间为贫困家庭填补“饥饿断档”，那几个月里玉米和其他作物还在田里生长。豇豆还很耐旱，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变得越来越干。
阿里杜说，在她们几宁多村，每个女人都会在家里存一些豇豆。然而豇豆也长期受到害虫攻击。有一种长翅膀的害虫叫“豆野螟”（Maruca vitrata），它会钻进豆荚并吃掉豆子，每年摧毁西非豇豆作物总量的20％到80％。
为了对付它们，科学家对豇豆株系做了基因修饰，这项技术能以传统育种无法做到的方式改变生物体的DNA。科学家们相信，这种转基因豇豆能在一个不断变暖的星球上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将土地解放出来另作他用，为区域性市场提供充足的剩余粮食，并给予农民更多的种植选择与自由。加纳计划在今年或明年上市转基因豇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两个国家批准在本国生产销售转基因食品，南非和尼日利亚。
加纳将成为第三个。但有批评者担心，非洲的所有转基因项目都与西方机构紧密相关。举例来说，非洲的科学家用来修饰豇豆作物的专利基因，其许可以由西方的生物技术公司不收专利费无偿提供的，比如孟山都（已被拜耳收购）就是其中一家。这就引出了一些疑问：这些机构的目的全然是出于人道吗？
此外，社会科学家也提出了警告：国际捐赠者在推广转基因种子时，并未考虑到那些贫农的耕种习惯，也没有考虑到他们最向往和最需要的特定的作物性状。
虽然有非洲科学家不辞辛劳地向大众保证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但是很明显，安全的担忧或许缺乏根据，但它们不是挡在加纳转基因豇豆前面的唯一障碍。不过在这个村庄，阿里杜和其他贫农并没有关注这些争议。他们都肯试试新法子，只要那法子能将害虫减到最少，使他们种出充足的豇豆，在养活家人之外，还有多余可以出售。
转基因豇豆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90年代，当时纽约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多家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对话，包括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这些公司掌握了许多可修改的农作物基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员工相信，生物技术能帮助贫穷国家种出更多粮食。
他们也知道，这些公司不可能出钱用基因技术修饰像豇豆、熟食香蕉和木薯这样的“孤儿作物”，因为这些作物并未进入国际贸易，常由农民自种自吃，而那些农民又太穷，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转基因种子。
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议这些公司，不如将这些作物的基因捐献给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再由那些机构的研究者开发出孤儿作物的种子，使其能够抵御虫害、忍耐干旱和盐碱、并增加营养。
基金会还建议成立一个人道组织，专门促进公司、慈善组织、政府机构及当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那些生物技术公司起初拒绝了，但是经过内部讨论，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们觉得，合作能挽回公司形象。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反转基因运动都在指责生物技术行业垄断世界种子供应。面对这样的批评和其他呼声，这些公司同意了与发展中国家结盟。
但他们也有条件。
这些生物技术公司希望将亚洲和拉丁美洲从捐献清单中“剔除”，因为他们在这两个地区生意很好。他们还希望签订严格的批准条约，规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向哪些对象免专利费提供基因。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很快找到了一位新的合作者――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当时它也在努力沟通美国大学、生物技术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希望促进全世界接受生物技术产品。
国际开发署的代表表示，如果用传统的育种方法改进某种作物太慢或没有效果，他们就会推荐生物技术。
渐渐地，像英国援助（UK Aid）等大型捐赠机构也加入了这个联盟，还有百事可乐等公司。这些团体主动联系了非洲的科学家，他们许多人都相信生物技术能解决非洲农业的一些问题。2004年，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Afric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undation）成立了。
眼下，这个总部设在内罗毕的非营利机构协调着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转基因研究项目。两年后，它又开办了非洲农业生物技术开放论坛（Open Forum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Africa，OFAB）作为宣传部门，负责转变公众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负面认识。到今天，在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的帮助下，OFAB已经在科学家、农民和媒体之间组织了多场会议。
目前，OFAB的工作似乎有了进展。许多加纳记者表示，在参加OFAB的研讨会后，他们更有把握澄清误解了。比如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那些合成图片，里面的水果长着动物的形状，有人说将动物基因插入水果就会这样。“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科学家站出来澄清公众的误解了。”参加过转基因研讨会的加纳记者欧普库·加克普（Opoku Gakpo）说。
在加纳，转基因豇豆的支持者对西方援助是欢迎的，他们也相信国际合作符合当地农民的利益。然而反转基因组织并不信任这些公司或他们的技术。“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加纳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 Ghana）组织的发言人埃德温·克维库·安多·巴富尔（Edwin Kweku Andoh Baffour）说道，这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反转基因组织。
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表示“没有实质性证据”显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低于非转基因作物。
巴富尔说，他不相信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那份报告里分析的那类研究。他坚称有其他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并不安全，因为它们包含了“意料之外的风险”，但是被追问时，他又说不出那些风险究竟是什么。有人要他举例说明，他也举不出任何曾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
照巴富尔的说法，有机食品是“天然”的，“显然是世界的未来”。然而有机食品种植成本高昂，因为它们需要更多劳力和昂贵的草本杀虫剂，像阿里杜这样的农民根本负担不起。也正因为如此，生物技术研究者建议最好让农民自己判断，哪种种子才最符合他们的需求。
反转基因游行在加纳全国都上演过，其中许多都以加纳首都阿克拉为中心。但是据纳西鲁的描述，这些游行不过是“做给媒体看的”，他自己也组织过：叫上村里的几个农民，给他们发几块牌子，上面写点他们读不懂的内容，然后给他们发钱。那些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游行。
许多加纳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他们问道：如果一种作物连虫子都不吃，那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人坚称这些食品“太干净了”，虽然没几个人见过它们。虽然科学家和OFAB正努力传达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讯息，甚至有科学家请求当地的牧师让他们在周日祷告之后宣传转基因食品，但是据加纳植物学家薇薇安·奥多鲁（Vivian Oduro）的说法，要改变公众的认识“是极其困难的”。加纳的生物技术专家薇薇安·奥多鲁表示，科学家要想改变公众的认识，就该发出比反转基因游说者更大的声音。
奥多鲁还记得加纳政府部门组织的一场辩论，当时的听众应要求对是否引入转基因食品投了票。就在奥多鲁解释完基因修饰的科学原理之后，另一个发言人引用了法国科学家吉勒－埃里克·塞拉利尼（Gilles-Éric Séralini）2012年发表的一项富有争议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塞拉利尼实验室中的大鼠在吃下转基因玉米后患上了癌症。（这篇论文在翌年被撤回，因为审查发现“文中的结论不可靠。
”）那个发言人还声称，一道豇豆和米饭一起煮熟的流行美食waakye，也会用那项研究中的技术制作。
奥多鲁听了很愤怒。在接下来的一轮发言中，她以一个加纳同胞、一个农民女儿的身份对听众发出了呼吁。她说她和家人都吃豇豆。如果这东西真的有害，她还会这样推广它吗？事实上，实验显示转基因豇豆不仅安全，还能比传统的品种每英亩多产出大约0.85吨。虽然有一项估测指出，转基因种子会比传统的种子贵50％左右，但它们只需要用两轮杀虫剂，而不是现在的五六轮。这会使总的种植成本降低5％到10％。
但是就像奥多鲁说的那样，一旦有人煽起了恐惧，就很难再说服大众不要害怕了。果然，当天的听众投票否决了转基因作物。两天后，新闻网站“加纳网”（GhanaWeb）刊出了一篇关于奥多鲁公开声明的文章。在评论区，有人说奥多鲁是“肮脏的贱货”，还有人骂她是“愚蠢的女人”。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加纳，对转基因食品有着两极分化的意见。
就连在美国，对转基因的反对也推高了对有机食品的需求，并使更多人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做清晰标示。由反转基因活动家变成科普作家的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表示：“这是一场在全球紧密相连的运动。我常发现欧洲和美国的反转基因主题会很快会被非洲的活动者采纳。”但是莱纳斯也指出，当人们接触到更广泛的事实和意见，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反转基因论述时，他们的观点就往往不那么顽固了。
比如现在许多人表示，自己对这项技术还不够了解，谈不上支持或是反对它。
一月里的某一天，阿里杜在家附近的一座茅舍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祈祷会，组织者是一个年长的男人。祈祷结束后，那位老人向街坊介绍了默罕默德·亚当·纳西鲁（Mohammed Adams Nashiru），当地的农民团体领袖。纳西鲁介绍说，加纳科学家已经改良了豇豆，使之能够对抗一种害虫。他说这将有利于当地农民，有些农民种植的豇豆一年要被害虫毁掉一半。而有了这个新品种，农民们就能用更少的杀虫剂获得更好的收成了。
但阿里杜对此有些怀疑。首先，她和几宁多村的一些农民已经开始间作豇豆，虫害已经减轻。其次，虽然纳西鲁保证转基因种子很快就能到位，但此前也有过许多来她们村考察的政府官员、商人及研究者承诺要改善农民生活，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再回来。
和他今天的角色截然不同，大约三年之前，纳西鲁还曾在加纳北部领导过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游行。
他说，他是在2014年一次OFAB的研讨会上转变想法的，在那个研讨会上，加纳科学和工业委员会的前会长瓦尔特·桑多·阿尔哈桑（Walter Sandow Alhassan）告诉听众中的农民和记者，转基因食品已经通过严格测试，是能够安全食用的。他指出美国人已经吃了许多年的转基因食品。“他还说美国人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完全不必担心。”纳西鲁说。
理查德·安帕杜－安米尧（Richard Ampadu-Ameyaw）是OFAB在加纳的主任，他觉得最好先训练几个像纳西鲁这样的领袖，他们在当地人头熟，也有农业背景，在当地人看来会特别可信。但是纳西鲁的生活和那些贫农之间仍有显著区别。首先，他曾经游历世界。其次他还拥有250英亩土地，远超过阿里杜这样的农民，后者才拥有5英亩。
而纳西鲁本人表示，他非常关心那些贫农最终能用上什么种子。“我的祖父告诉我，纪念碑不是为富人而建的。”他说，人们竖起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整个社区改善生活的人，“我就想当那样的人。”曾是反转基因活动家的纳西鲁说，他后来听了转基因食物的科学原理，并得知美国人已经吃了几十年转基因食品，于是改变了想法。
科学家们确实不担忧转基因的食品安全，他们更担心的是，目前的计划能否真正造福贫农。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的教授马修·施努尔（Matthew Schnurr）说：“这些转基因技术已经享有特权，使其他潜在的干预方法都无法应用。”施努尔研究非洲的转基因孤儿作物计划已经超过十年。他指出，如果不先解决存储等农业供应链上的其他问题，光是引入这些作物并无意义。
还有些社会科学家怀疑，即使供应链得到改善，转基因孤儿作物就能给贫农带来好处了吗？他们提出，在这些研究项目和小农的特定需求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比如施努尔对乌干达的主食之一熟食香蕉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例子。传统的熟食香蕉维生素A含量很低，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近一半的儿童缺乏维生素A，这使他们易患各种疾病且容易眼盲。因此科学家正在对一种香蕉做基因修饰，以增加其维生素A含量。
但是这个品种需要农民施更多肥料，并维持特定的播种间距。这对那些贫农或许是个障碍，他们买不起更多化肥，拥有的土地也有限。
由于这两个原因，乌干达的有些贫农会继续种植没有经过基因修饰的传统熟食香蕉品种。施努尔指出，科学家应该先与农民对话，看看其中到底有多少会种植转基因熟食香蕉。“捐献者和科学家多半是好心，也的确想要帮忙。”在瑞典农业科技大学研究乡村发展的副教授克拉拉·费舍尔（Klara Fischer）说道，“但他们并没有抱着开放的心态做好实地研究。”
费舍尔对南非的研究显示，南非的转基因玉米能抵御一种在茎杆中打洞的常见害虫，然而它们对于贫农却是一道难关，因为它们的种子不受补贴，相当昂贵，而且这些作物除了要定期浇水之外，还需要施加合成肥料。拥有大块田地的农民能承受肥料的费用，也有自来水可用。贫农却需要依赖雨水，而雨水有时会迟到。“问题在于，他们想让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种植最现代的玉米。但是最现代的玉米只适合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农业体系。
”费舍尔说道。
布莱恩·多德－乌里贝（Brian Dowd-Uribe）是旧金山大学副教授，目前在西非研究转基因豇豆项目，他和施努尔都担心，这些孤儿作物项目可能会固化旧的农业发展模式：富农率先获得益处，而且比贫农获得更大的益处。富农大多识字，明白技术，也能承担风险。有时贫农在见到技术的效果之后，也会跟随他们的步伐。施努尔指出：“这些项目的目标人群应该是小农。
”他认为，对这些项目应该做些修正，使小农率先得益，而不是跟在富农后头追赶。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的确能帮助小农了。孟加拉国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种植转基因茄子的农民，每亩的收入比种传统茄子的农民多六倍。在印度，转基因作物尚未获得批准，但一些农民已经开始违法种植转基因茄子了，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起来成本较低。
一个炎热的早晨，阿里杜打开了一个她存放豇豆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小小的棕色象鼻虫跑来跑去。它们在豇豆种子上钻出了整齐的小洞。烹饪前，阿里杜先要把豇豆放进锅里注满水，好让象鼻虫浮到水面，这样才能看清并去除它们。这些豇豆她不能拿到市场上卖，即使她的家里还有富余。
几宁多村的农民们同时受到两种困扰，一是虫子吃田里种植的豇豆，二是虫子吃收获储存的豇豆。对于后一个问题，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目前还没有应对方案。在加纳，转基因豇豆的主要捐献者USAID已经为解决玉米、大米和大豆的供应链问题做了工作。但要如何减少豇豆在收割后的损失，它还没有明确计划。
还有人质疑：加纳出产的豇豆已经足够喂饱全国人口，引入转基因豇豆是否还有必要？加纳农民协会的查尔斯·括威·尼亚巴（Charles Kwowe Nyaaba）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能把钱用来建造存储设施、补贴种子及农业设备、并为豇豆创造更大的需求。不然，生产过剩只会造成当地市场的价格下跌，使作物烂在地里。
加纳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艾琳·伊格耶尔（Irene Egyir）指出，其实在加纳，豇豆是少数尚未被加工成其他产品的作物之一。其他比如高粱，有酒厂将它们买下酿成啤酒。她表示，如果豇豆也能像这样进入工业生产，其需求就会增加，也能帮豇豆农民赚更多钱。
分销也是一个问题。在加纳，大约九成豇豆都在北方种植，虽然在南方尚有需求未得到满足，但尼亚巴表示，恶劣的路况、缺乏存储设施等因素使销售商打消了念头。
在回应这些批评时，USAID和生物技术研究者们认为不该将各种困难相互对立起来。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的官员也表示，会在未来几年努力减少收割后的损失。尽管如此，经过基因修饰的豇豆品种Songotra，已经种植在了加纳北部的约两成耕地上，并成为了当地自给农民喜欢的品种之一。
加纳Bt豇豆计划的首席科学家穆姆尼·阿卜杜莱（Mumuni Abudulai）表示，转基因豇豆并不会让贫农增加多少工作量，只需要他们维护避难所（refuge）――也就是在转基因作物周围种植非转基因作物，使害虫难以对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产生抗性。但农民们是否能充分维持这种做法，目前还不清楚。
根据最近的几次估计，如果转基因豇豆在明年上市，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认识，它要经过5到10年才能为70％左右的农民所采纳，达到计划中的最大采纳率。话说回来，在纳西鲁访问几宁多村以前，许多当地农民都从未听说过基因修饰。他们中的一些很快忘记了这个名词，但是记住了有一种技术能使他们的豇豆抵御田里的害虫。他们说这是一件好事。
从某些方面看，加纳的转基因豇豆支持者似乎取得了微小而重要的胜利，在反转基因活动者的声浪中，支持者要十分努力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这些种子是否真能使阿里杜这样的小农及其家人受惠，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