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关于针对女性的恶意伤害事件的报道或讨论。除了谴责凶手之外，报道或讨论的焦点，往往落在“女性该如何自保”上。其实，不需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渲染，几乎每一个女孩子从小就被父母、被老师教育“不要一个人出行”，“九点之前一定要回家”，“裙子太短”，“领子太低”——一句话，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成年以后步入社会，这些“训诫”犹如“隐形的宵禁”，在女性的潜意识中扎根。
不夸张地说，恐惧和焦虑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保护好自己”当然没有错，这些关心和提醒大多也是出于善意的。然而，一味地要求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但忽视了恶性事件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加剧女性的受害焦虑，还牺牲了女性的个人权益。
酷热的夏天想要穿上漂亮又凉爽的吊带连衣裙，但是一想到地铁上恼人的目光，还是换上了T恤和牛仔裤；加班到很晚叫车回家，尽管很困还是强打精神，坐在后排警惕司机的一举一动；半夜回到小区，避开幽暗的小路，绕远走有路灯的地方，看到昏暗的楼梯间和虚掩的门立马神经紧绷，加快脚步一路小跑直到回到家锁上门；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与朋友聚会，也不敢玩到太晚，到家后不忘掏出手机给朋友发一条报平安的微信......这些细节都是犯罪学中典型的受害焦虑的表现——情绪或行动上对于犯罪或与犯罪关联的现象产生的畏惧或焦虑反应。
女性相较男性更高的受害焦虑——是杞人忧天吗？当自我保护成为女性的日常。
几乎所有关于受害焦虑的研究调查都发现，女性相较于男性有着更高的受害焦虑。然而，从官方数据来看，女性的高受害焦虑和实际的受害率并不成正比。一些犯罪学家认为，女性的恐惧来源于主观的感觉而非客观事实，这种恐惧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非理性”这个说法引起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异议，他们认为犯罪学家针对女性的研究不够透彻。
社会学家肯尼思·费雷罗（Kenneth F. Ferraro）提出 “性伤害的阴影”（the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假说。他的研究发现，女性较高的受害焦虑多半来自对于性侵的恐惧。她们意识到其他的犯罪如抢劫、入室盗窃也可能附带发生性伤害。而性侵会给女性带来严重的不可逆的身心伤害，且基本上都是男性针对女性的犯罪，所以女性的受害焦虑程度才会远远地高过男性。
也就是说，女性真正害怕的是针对女性这个性别身份的犯罪。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官方统计犯罪的方法并不明确，很多私下发生的性暴力事件都没有被曝光，真实的犯罪率应该比官方的数据更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女性主义学者们开始为生活在受害焦虑中的女性发声。英国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瑞秋·佩恩（Rachel Pain）认为，女性对性暴力的恐惧应该与更广泛的社会控制问题联系起来。
这些恐惧根源在于，在社会空间的使用上，男女存在不对等的关系。
建筑师莱斯利·维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 在《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中提到，男女在使用空间的习惯和行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
男性总是被鼓励要向户外发展，女性总是被鼓励要向室内靠拢；男性总是被鼓励身体向外伸展，女性则是被鼓励身体向内收缩；男性被教导要有空间支配力，而女性则是被教导要挪到对自己相对安全的空间。空间也被性别化了。与此同时，男性思维主导的都市规划往往忽略了女性的需求，尤其是对女性人身安全的特殊考量：空间与空间的功能性以及领域性会特别分明，使得都市规划以及建筑物设计容易产生治安死角。
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学校园来说吧。国内大学的校园普遍占地面积广、人烟稀少，部分建筑内部结构复杂，夜晚照明不足，这些都是引发女生受害焦虑的关键因素。国内某高校的女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描述了自己对校内不同区域和建筑的安全感。女大学生们在脑海中普遍存有一张清晰的“认知地图”。这张“认知地图”主导着她们的日常生活，标注着她们认为特别容易遭到性侵的场所和时段的地图。
照明、能见度、声音、路标、警察和管理员等等都是女性重视的公共安全考量因素。而当她们认为公共空间无法掌握且充满威胁时，就会尽量避免涉足这些空间，使得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当男性被社会赋予向外发展的特权时，他们的自我空间就不仅仅只限于私领域，而是扩张到公共领域；现有的社会空间又大多是在男性主导的性别意识形态下设计出来的。
两相叠加使得公共空间变成了“男性的空间”，使得街道不只是大家的街道，而是成为“男性的街道”，女性被排除在外。而那些在夜晚出行的女性则被污名化为“不服从或不安于室的女人”，因为她们破化了不成文的规则，越过了“夜晚”的边界；甚至在她们受到侵害以后还会被指责为在外流连或不正经的女人，好像犯了错的是她们而不是攻击她们的男人，她们理应成为“男人的街道”里男人的猎物。
而“猎物”活在“被捕杀”的焦虑下，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英国社会地理学家吉尔·瓦伦丁(Gill Valentine) 为了研究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的实际分布，曾在英国雷丁镇与不同的女性群体一起工作过。她发现，女性普遍认为公共空间对自己来说是危险的，而私人空间则常被描述为女性的安全避难所。这与“男造环境”——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不无关系。当一个公共空间对女性的行为设下重重限制，这个公共空间就名不符实了。
我们甚至可以更严重的说，当一个自称“公共空间”的空间不适合特定人士时，这个空间相当于在否定这位人士的公民立场。当大多数公共空间的规划、建筑、设施都是男性思维的产物，女性在这些空间的自主权很显然被剥夺了。
公共空间本不该如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美女性曾经掀起过“夺回夜行权”(Reclaim the Night)运动，为的就是让女性获得夜间外出的安全保障。第一场游行发生在1977年的利兹。
当时，一名女性被英国连环杀手“约克郡屠夫”杀害，而警方给出的回应是让女性天黑以后不要出门。把夜晚归还给女性。2017年，印度女性也掀起了类似的活动。印度昌迪加尔的一位女DJ晚上十二点多独自开车回家，差点遭到了两个男人的绑架和强奸。幸好警察及时赶到逮捕了嫌犯。其中一名嫌犯的父亲是印度政府的高官。事发后，高官接受电视采访说：“那个女人不应该晚上12点的时候出门，为什么深夜了她还在大街上开车？
那个氛围本身就不对。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被激怒的印度女性在twitter上刷起了——#AintNoCinderella（我们不是灰姑娘）的话题，并配上自己深夜外出的照片。
一味地叮嘱女性通过“不要走小路”，“不要一个人出门”，甚至“晚上尽量不出门”等等来自保，非但不能缓解女性的受害焦虑、对降低女性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收效甚微，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并且牺牲了女性应有的个人权益。试想，一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需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工作面试，却要纠结一个人赶路住宾馆是否安全，那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个人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更何况，近年来许多研究都发现，所谓的“安全避风港”——家，才是更危险的地方。因为绝大多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强奸，都发生在私人空间的“家里”。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2017年全球有8.7万名女性被故意杀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亲密伴侣或家人杀害的，比如丈夫家暴或者杀女婴。
总之，针对女性的暴力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女性不够小心、不懂得保护自己。女性已经不能够更小心了。
如果再碰到针对女性的恶性事件，还要谆谆教导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一而再地规训女性，将重点从事件本身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上扯开，不但会加重女性的受害焦虑，更可怕的后果是会强化男权秩序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进一步侵蚀女性的生存空间，甚至逐渐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空间，把女性逼回家中。可当失去了傍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家中等待女性的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