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路上找寻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的话，2003年的“非典”事件应当列居首位。十几年的时间足以冲淡许多东西，但84消毒液和板蓝根的混合气息却依然在脑海里深刻又清晰，在那个由恐慌、焦虑和谣言构成的特殊时节里，接踵而至的名词不断撩拨着人们紧张的神经：冠状病毒，呼吸综合征，小汤山，还有那一夜爆红的——果子狸（Paguma larvata）。
果子狸作为一种广泛分布在我国境内的灵猫科动物，中国人对它的接触历史其实十分悠久，但这种接触一度十分局限。在《红楼梦》第75回的餐桌上，一盘风腌果子狸由贾母指定“给颦儿（黛玉）宝玉两个吃去”。极尽奢华的荣国府里，能让史太君自己舍不得吃而赏赐给两个孙辈的食材，必定不是寻常之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果子狸都被视为难得的山珍野味和滋补佳品。
在上世纪 80年代末，一斤果子狸肉的售价高达20元，这几乎等同于我父母当时工资的四分之一。而在2003年5月之前，市售果子狸的单价更是突破了百元大关。
谁都没能想到，曾因高昂身价远离普通人视野的果子狸，居然会因为“非典”而家喻户晓。早在非典肆虐初期，人们已经察觉到这场浩劫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联系。由于最早的11例病患都与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产生过某种接触，他们或是市场交易人员，或是消费野生动物的厨师、服务员和食客，疾控人员便将目光投向了在此交易的诸多“野味”身上。
通过对广东野生动物批发市场上的508位工作人员的血液监测，发现其中13%的受测者体内含有对SARS病毒的抗体，这远高于普通人群的6.3%，而果子狸体内的SARS病毒更是与人类SARS病毒存在99%的基因同源性。基于这些证据，2003年5月23日，由深圳疾病预防中心和香港大学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果子狸正是导致这次“非典”的源头。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果子狸真的要为“非典”的肆虐负责吗？
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员看来，预防一种动物源病毒的第一步，应当是确认它的源头——自然宿主。而自然宿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既可以长期携带病毒，又可以和病毒和谐共存，因为只有健康的自然宿主才能满足病毒长期存在和进化的要求。
但果子狸并不符合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除了广东的部分养殖果子狸之外，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野生和养殖果子狸检疫，都没能发现人类SARS病毒的踪迹，而在实验室环境下给果子狸接种SARS病毒，它们也会出现发病的症状。
作为自然界中的病毒大户，蝙蝠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全国各地的多种果蝠身上，也的确检测到了SARS的变种，但它们与人感染的SARS病毒还有许多不同。
如同大海捞针一般，石正丽团队的“病毒猎手”们攀爬在全国28个省市的山谷洞穴，终于在2017年发现了一个包含所有人感染SARS病毒基因片段的蝙蝠种群——一群生活在云南昆明地区的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此时，距离果子狸背负“元凶”骂名已有14年。
正是在这样不美好的接触中，一些没有死于钢叉、套索和猎枪的果子狸被暂养起来。由于果子狸的饲料廉价易得，其繁殖能力又相当强，人工养殖果子狸逐渐颇有规模。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新中国就有了不少养殖果子狸的农户，而在原本并没有果子狸栖息的日本，从中国台湾引进的养殖果子狸逃逸后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种群。
云南在果子狸养殖版图上发力较晚，但却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许多地区以苞谷、麦麸为饲料不同，云南当地廉价的水果资源更迎合果子狸的天然食性，栖息于附近山野的野生果子狸资源，也可以便捷补充养殖场急需的种源——这的确就是“养殖”背后的真相，在针对人工和野生果子狸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野生果子狸的遗传多样性，竟然比圈养条件下的同类还要低，这暗示了养殖场频繁从野外引种的事实。
16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那场浩劫，被卷入其中的病毒、蝙蝠、果子狸，似乎都没有“刻意”针对过人类。果蝠体内的SARS病毒并没有操纵蝙蝠去寻找人类，盘踞在昆明郊外那狭长洞穴中的菊头蝠和人类也几乎没有接触，而被运送到广东的那一车果子狸更是无辜透顶，被端上餐桌并成为中间宿主的命运，绝非它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究竟谁该为此埋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