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内迁黔川时，交大贵州分校下辖唐平两院的学生们在贵州平越葛镜古石桥考察。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交通大学"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存在。自1921年，叶恭绰先生合组创立国立交通大学起，迄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我国的交通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在国际间有一定影响，并在上海、唐山、北平（北京）三地拥有7所学院的著名大学，被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誉为我国培养建设人才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学生们公认的工科第一高校。
如今，大陆四所交通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交大都共同认可溯自"民国交大"的血统。如今随着各地越来越多的所谓"交大"的出现，具有民国"老交大"血缘的五所交大也有些无可奈何。事实上，即便是"老交大"，也经历了从民国时期的一家变三家，后来又衍生为五家的过程。
交通大学的分分合合，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可谓一道独特风景，不光外界人士看着有些眼花缭乱，即便是内部的师生、校友也是雾里看花。比如，两岸五所交大彼此"同根同源"，但上海、西南、北京三所交大的校庆日并不在同一天；曾经使用过的校徽也不相同。尽管"交通大学"的名号在1921年才出现，但五所交大都说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甚至还共同举办了隆重的"双甲子"校庆。
在中国高校的发展史中，国立交通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分分合合呢？如果将1921年交通大学成立作为始点，那么五所交大将"根源"系于此，同根同源之说基本可以成立。然而，时任民国交通总长叶恭绰1920年底在筹划统一交通教育时，交通部已有四所部辖高校。两所在北京，分别为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管理学校，另两所在上海和唐山，分别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显然，交通大学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蓝图。
叶恭绰也清楚地认识到"四校各有其历史"。他要做的就是统一四校力量，重新划地布局，以"交通大学"之名总其成，以求大学精神上之统一、学术上之发展。1921年的交通大学，北京交通部内设有总办事处。北京、上海、唐山三地成为交通大学的三个校区，一举奠定交大沪唐平三校格局。交通大学设理工部于上海和唐山，沪校设电机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唐校设土木工程科。
沪校原来的土木科移并于唐山，唐校1919年恢复设立的铁路机械科移设于上海；交通大学设经济部于北京，京校设铁路管理科，沪校原来的铁道管理科移设于北京。由于三地学科的调整，教师和学生也相应地进行划转。北京的总办事处相当于"校部"，为校长办公所在，是交通大学的总管；交大三校在学科数量及师生规模上有大小、多少之差别，但地位平等，各设主任、副主任负责各校教学及行政事务。各科设总教授，负责教学事宜。
叶恭绰理想中的交通大学，决策权归于董事会，而不在交通部。他希望大学按照教育规律发展，减少政争及人为的干扰。他也知道，限于经费等资源条件的制约，重复开办学科实无必要，但交大三校可以根据地域及自身传统拓展学科，譬如唐校发展营造科、市政科，沪校发展造船科、纺织科，京校发展银行科等。叶恭绰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应该说极具水准，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很快变成现实。
1922年5月，作为"交通系"核心的叶恭绰迫于时局，避难日本。新任国务总理兼代交通总长高凌霨首先便拿回了对交通大学的决策权和支配权，大学董事会也欲除之。为此，他要求新任校长陆梦熊修改交通大学大纲。1922年5月19日，高凌霨在呈大总统文中表示，交大三校"自应仍照原定学制办理，毋庸更张"，但"董事会一项自可不必另设，所有原属董事会一切事宜，由校长随时秉承本部办理"。
然而，取消交通大学董事会引发了轩然大波，招致交大三校师生的强烈抵制，引起罢课。张謇、唐文治、黄炎培、胡敦复等致电接任交通总长高恩洪，希望从速恢复董事会。交大学生呈请交通部"恢复董事会制度，重组一绝无政党意味之董事会"。事态发展已呈难以控制之势，但高恩洪无意退让，交通大学骤然面临命运的抉择。
1922年6月20日，交通部挥出重拳，经内阁议决交通大学分立沪、唐两校，即交通部直辖之南洋大学和唐山大学，原交通大学京校各班分别归并沪唐两校，实际就是取消交大京校建制。经此一合分，原交通大学三校裂变为两校。京校学生迅疾反对，上书高恩洪，强烈表达四点意见，恳请"维持京校以安生等学业"。
高恩洪24日批示静候妥定两校编制办法，其傲慢与冷漠再次点燃京校全体学生的怒火，遂再呈文大总统黎元洪，对高恩洪取消京校强予分并、处置失当沥陈十大理由，继续明确提请变更原议，就京校原址单独改设为一大学。转折出现在高恩洪去职之后，吴毓麟接任交通总长。8月11日，交通部调整前案，以唐山校舍不敷，由京编入唐校各科准留在北京授课，将京校改名唐山大学分校，以如此"曲线救国"的方式加以保全。
1923年1月26日，航运司司长张福运派任唐山大学分校校长，他当即呈请交通部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3月1日部令照准。昔日交大三校终又各自鼎立，这样的格局一直到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被打破。从1917年到1928年，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北京政府派系纷争，军阀轮替。孙中山在广州举旗，蒋介石挥师北伐，意谋统一中国。
南北势力此消彼长，以1927年5月北伐军攻克上海为标志，北京政府交通部失去了对南洋大学的管辖权。1927年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南洋大学停办，听候改组"。7月16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部务会议决议，改组南洋大学为第一交通大学，唐山大学改称为第二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改称为第三交通大学。虽然唐山、北京两校尚未能实际管辖，南京国民政府此举显然颇具象征意义，也为未来3所交通大学的整合埋下了伏笔。
1928年6月，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一统中国。21日，因政务繁忙，蔡元培辞去第一交通大学校长职务后。时任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对交通部直辖各大学进行改组，于6月28日以部令公布了《交通部直辖各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各大学校长由部长暂行兼任，各大学设副校长一人，王伯群兼任第一、第二、第三交通大学校长，同时着手设计整合3所交通大学的方案。
一方面筹划制定交通部革新方案，同时于8月中旬，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全国交通会议，交通教育组对徐佩琨所提交通大学制度案展开热烈讨论。在8月16日的第三次大会上，参会委员对三所交大是否合并、以何种名义合并、科系归并等各抒己见。倾向于合并的居多，但三地以何名义、设分院是否恰当则意见分歧。
对此，大会主席王伯群表态说"名称应该如何决定不必在此时提出"，对于内容名称上修正等，由交通部或审查会办理，经表决赞成者106人通过。9月4日，交通部令修正直辖交通大学组织大纲，正式合并三所交大，称为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这是交通大学的第二次合组。
王伯群的这次合组交大，校本部设在上海，唐山为土木学院所在地，与上海的三院处于同等层级，原北京交大成为上海交通管理学院的分院，在名义上降低了层级，这遭到北平方面的反对。这次改组以后不久，交通部自身也遇到了自民国元年成立以来的最大变动。国民党执政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尤受推崇，铁路建设被当局提升到极为重要的地位，决定增设铁道部，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部长。
11月，交通大学整体移归铁道部管辖，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11月19日，孙科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北平管理分院师生随即向铁道部及孙科校长上书请愿，反对改为分院的决定，根据部派参事刘景山的调查报告，孙科于1929年2月5日发布训令，认为"此次改组分院，名义维似合并，实际则该校一切组织制度固仍然独立，沪院并未能遥辖……不如暂时仍改该院为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直辖于交通大学校长。
"交通大学继续充实扩展工程学科，上海本部于1930年恢复设立土木工程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于1931年恢复设立采矿冶金学系并改称唐山工程学院，随即于1932年设立建筑工程系。交通大学的工科发展到沪唐两地4个学院，涵盖铁道、构造、水利、市政、道路、建筑、卫生、铁道机械、自动机械、电力、电信、采矿、冶金等广泛的领域，可谓民国高校当之无愧的"工科帝国"。
交通大学加速建设管理学科，其专业范围从铁道、交通管理，扩大到工业、财务和公务各个领域，上海于1932年改称管理学院，北平以铁道管理、财务管理为主。上海本部于1930年将原有的数、理、化三个系扩建为科学学院。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交通大学经十年磨砺，已发展到7个学院、1000余名学生的规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占中国。
中国大学教育的版图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沦陷区的众多高校被迫內迁。交通大学北平、唐山两学院地处华北，很快受到局势的直接影响。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发生巨变，8月1日，交通大学改由教育部管辖。6日，教育部令交大将原科学学院改为理学院，下设数、理、化三系；原电机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均改为系，合并称工学院，下设三系。管理学院如何办理，由校务委员会审议后再定。
8月12日，教育部驳回了交大校方因形势险恶呼吁內迁的请求，通知可延展至9月20日开学。而教育部对交通大学三地的应变方案迟迟没有出台。特别是沪上的同济、复旦、暨南等公私立大学教育部都有了撤离內迁方案，临近9月开学交大却是山雨欲来、阴云密布。直到9月13日，教育部终于发来电令，"唐、平两院学生转上海交大上课。两院优良师资依照需要及财力酌量遴用"。
交大本部召开多次教务会议，商议预备开课等问题，同意唐、平两院学生在本部借读。鉴于上海的局势，交大还召开全体会议，议决"本校应暂时迁移内地"，一二年级拟迁浙江兰溪或内地上课。10月1日，教育部依然否决内迁计划，电令"应即在原址及上海租界内其他地方设法疏散，使各年级一律开课"。此后，教育部还指令唐院并入上海本部。教育部如此发号施令，令交通大学的处境十分艰难，承受着巨大压力，唐、平两院师生更是失望至极。
唐院校友和师生心急如焚，并在校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2月15日在湖南湘潭自行恢复唐院教学，同时多次派出教授和校友赴长沙、武汉与教育部接洽。但教育部依然态度执拗，直到1938年1月，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后，始改变前策，同意唐院在内地复校复课，并将平院并入唐院，改设管理系，刚刚结束钱塘江大桥工程的校友茅以升被教育部聘为唐院院长，领导抗战复校工作。由于平院师生并入人数骤增，交大唐院遂转迁至湘乡杨家滩。
日寇进犯武汉后危及湖南，唐院被迫千里跋涉再度迁往贵州的小县城平越。平院师生对于归并唐院心有不平，怨气逐渐积聚。教育部于1941年8月令唐院改称"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这一拗口而字数臃长的校名反而引发两院师生的不满，矛盾加剧，土木系学生致电教育部提出抗议。
教育部遂于1942年1月更改前令，将学校改组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辖唐山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两院下再设三系，以此平息纷争、顾全两院历史。当年2月，管理系、矿冶系与土木系师生发生冲突，导致集体罢课，茅以升很难调和内部矛盾最终提出辞职。4月，教育部聘唐院校友胡博渊为贵州分校主任，这样一来，国立交通大学的组织架构就更为复杂了。
与此同时，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交通大学"数年来备受日伪凌夷，形势恶劣，几至朝不保夕"。1940年9月，教育部终于同意在重庆小龙坎设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以校友徐名材为分校主任，先期设电机、机械两系，各招一班，学生仅80余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沪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留在上海租界的交通大学本部彻底陷入政治困境，交大重心被迫向重庆迁移，先后复设土木系、增设航空系。
1942年8月，汪伪政权强行接收租界内的交通大学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下令"交通大学即行由沪迁渝"，重庆分校并入办理，最终完成了国立交通大学命运多舛、险象环生的内迁。抗战期间，上海、重庆本部也有部分学生选择在唐院及贵州分校借读或转学完成学业。国立交通大学历经磨难，最终还是实现了在川黔腹地的会师，培养了大量爱国专才，在抗战建国的洪流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交大篇章。
抗战胜利后，国立交通大学各自复员原址。贵州分校撤销，唐、平两院恢复独立建制，分别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直隶于教育部。国立交通大学之名依然存焉，但已不复包含唐平两院那个大一统的"老交大"了。尽管如此，三院校关系依然密切，而交通大学校友会始终作为一个整体，联络沪唐平三校同窗情谊，形成中国高校中独有的风景，在国家社会风云跌宕的变革中急流勇进，贡献卓著。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华北和华东。1949年6月，军委铁道部接管了"国立唐山工学院"和"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唐振绪博士于6月底向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提交了建立"中国交通大学"的书面方案。中国交大分设于北平、唐山、南京、上海、东北等处。北平、唐山、上海、东北就原有校址设立，南京利用国民党交通部房舍开办。
除原来上海、唐山、北平三校外，拟接受南京萨家湾原国民党交通部房屋设立南京铁道管理学院，接受哈尔滨工大改组为中国交大东北分校，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改组为中国交大上海分校。此外另设研究院，授硕士学位。7月8日，组建中国交通大学的计划经军委铁道部批准。
先期由解放区迁到唐山的华北交通学院与唐山工学院合并，于1949年7月13日成立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归并，改称中国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唐平（京）两院又一次携手。9月中旬，中国交大在北平筹设校部。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脱离军队体系，成为政务院铁道部。计划中的上海分校、东北分校改组及南京新校建设等，由于铁道部未能接收，中国交通大学的完整组建计划受阻。
嗣后，上海交通大学对中国交大校名提出意见，1950年8月27日，政务院第46次会议讨论决定并下令，将中国交通大学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其他一概如往，随后，茅以升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校长。再及一年，中国高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开始，转向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结构模式，重点发展面向和服务行业产业的专科性学院。
1952年5月，北方交通大学建制撤销，唐山、北京两院均改为单一性的铁道学院，又各自独立，由铁道部直辖，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铁道部培养铁道工程师的大本营。屈指算来，交通大学三校合组前后历经21个年头，唐平两校3次牵手共时15个年头、京校1次并于沪校，千丝万缕，藕断丝连。
上海交通大学按照中央的部署，于1955年5月开始陆续迁往西安，1956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但来自不同部门、院校、师生的意见也集中爆发，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各方深入细致的沟通研究，交通大学提出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的方案，并于1957年7月29日上报高等教育部，国务院于9月12日批准了交通大学的调整方案。
在“三线建设”“文革”等诸多复杂背景下，唐山铁道学院于1971年底终于完成断断续续7年之久的内迁，再次重返大西南四川，在峨眉山下安营扎寨，并重新定名“西南交通大学”，后又在成都扩建校区。在此前的1970年6月，北京铁道学院也改称“北方交通大学”并迁石家庄，1977年重返北京，2003年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
至此，创建于晚清、跨越三个世纪的“交通大学”历经波澜，分分合合，最终形成大陆具有血缘关系的“老交大”系四所交大分踞东南西北的格局。为了抵消近年来其他院校汹涌的改称“交大”之名的冲动，交大四校索性在学校校门上仅镌刻“交通大学”四字，只为历史的情感与共同的岁月。然而，四校能否再次走向一统，或许只有等待下一个历史的支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