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和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文章《HIV病毒在中国学生群体中飙升》。文章称，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近期大学生群体中感染HIV病毒的人数在增加。在过去几年中，新诊断的感染HIV的大学生人数年增长率达30％～50％。文章还表示，在中国，大学生对待随意性行为的态度也更加开放了，大约60％～80％的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为并且有多个性伴侣。
文章作者指出，影响这种日益严重的流行病的一个因素可能是性教育的缺乏：“最近的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大学生接受了性教育，但这些性教育内容通常很少，不包括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STD）的预防措施；内容偏保守；而且这些性教育内容都是异性恋的，这也使得同性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相关的耻辱感持续存在。”
性教育，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羞耻的禁地，就这样猝不及防且急迫地摆在大学教育面前。
在刚刚有性意识的阶段，连对一个男孩子的暗恋之情，都会被老师拿出来在全班的目光中碾压，“性”字之重可想而知。在粉饰太平又压抑着情欲的校服里，我们只需顾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吹遍大江南北、以无知为傲的春风，沐浴着一茬又一茬孩子。有了手机的我们早早看到了一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性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熟知一切，却要装作一无所知。
在那早早就打上羞耻烙印的性事上，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性是什么、爱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是羞耻的。大人们稀里糊涂，却指望孩子们能好好地处理一切。
在选修《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课程之前，从来没有人在台面上，严肃认真地讨论“性”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该怎么使用避孕套，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该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正视性、看待性、如何爱自己和伴侣，这人生的一堂大课，一直被敷衍了事。
这段文字，摘自中央财经大学一位大学生的课后笔记，他选修了该校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王存同的《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一课。短短一段文字，道出了一个大学生对性教育的渴望。这位同学是幸运的，他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但中国大多数大学生仍然独自在混沌中摸索。
缺位婚前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未婚妊娠和人工流产比例等持续增高。王存同指出，这是整个性和生殖健康界公认的大学生性健康现状的四大问题。
面对如此现状，我国大学目前开展性教育的情况如何？多位从事大学性教育的老师给出了并不乐观的回答。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大学生接受来自学校正规途径的性教育非常少，有关性的知识和观念普遍来自网络、文学作品和宿舍卧谈。
根据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的估计，目前我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举办过与性教育有关的讲座，曾经和正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大学不超过10%。大学性教育课程基本是选修课，即使学生们选修热情很高，但由于选课人数受限，开课学校很难将课程普及到所有学生。“即使是开了相关课程的大学，可能也有90%的学生进不了性教育课堂。”彭晓辉说。讲座的举办频率和普及程度远远高于正式课程。
不过彭晓辉也坦承，这虽然是不小的进步，效果却不一定尽如人意。“讲座很多是单向性、一过性的，同学们在听讲座时可能认为老师讲得很对，但听完以后就遗忘了。如果希望通过一两次讲座就扭转大学生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总体来说，我国大学目前系统和全面的性教育严重缺乏。
在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江剑平看来，这种严重缺乏衍生出一系列矛盾：一是教育缺乏和学生猎奇心理的矛盾，二是系统性知识匮乏与社会性信息泛滥的矛盾，三是中国传统性观念跟国外性自由观念的矛盾。在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中，师范类大学普遍走得最远。张玫玫指出，这得益于国家近年来对中小学性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
随着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不断攀升，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意识到，中小学老师有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责任。如此一来，师范类大学首先开展对师范生的性教育。
这种以培养未来中小学教师为目的的性教育包含生理教育、关系教育、性别教育、安全教育和审美教育。“可以说，如果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这五方面的性教育，到了大学阶段，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减少很多。”张玫玫说。
荷兰、瑞典等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推荐的性教育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学没有性教育课程，它们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贯穿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阶段，对性问题的涉及已经进入科研状态，而不是知识的获得阶段。正是中小学性教育的“缺位”，导致大学性教育的紧迫。可以说，目前我国大学进行的是“补课”式性教育，无论对师范生还是其他大学生来说，都是如此。
大学生毕业后要结婚生子，他们所受的性教育能起到家庭教育的作用；有些学生毕业到学校当老师会起到学校性教育的作用；有些学生进入社会其他部门工作会起到社会宣传教育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性教育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曲线救国”，通过大学的性教育，起到家庭、学校、社会、同伴教育“四位一体”的作用。对于全社会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言，大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江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学性教育面临的阻力，不在于国家的顶层设计，也不在于学生本身。
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文件，支持在大、中学中开展性及生殖健康教育。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有关通知，1992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其中都有鼓励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内容。
201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1）》，其中明确提出，针对青年群体加强性和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推广有效的干预措施，切实降低艾滋病和性病发生率，开展青年的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加大性知识普及力度，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性健康课程，加强专职的性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预防和减少不当性行为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大幅度降低意外怀孕发生率。
2017年6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内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在学生中，性教育课程往往是“秒选课”。
王存同从2009年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开设《大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课程，至今已经坚持10年，每年这门课都是该校选课学生最多、受学生欢迎程度最高的通识选修课。“基本上是两三千名学生争300多个座位，上课的教室是中央财经大学最大的、有394个座位的教室。”王存同介绍说，每次上课，学生们有坐在地上，有站在过道里的，甚至周围高校的学生也来旁听。
学生对这门课的反馈也非常积极。
他们不但为课程鼓与呼，而且还创办了“藏经阁无秘事”公众号，写下自己的收获和心得，大力推广该课程。在福建师范大学，江剑平从2001年开始开设性教育课程。截至目前，该校线下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超过3万人。2015年2月，该课程陆续在中国大学慕课等平台上线，4年多时间已有11万余人选修。此外，江剑平还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给西部的大学生上课，均受到热烈欢迎。
首都师范大学1993年开始开设性教育公共选修课，至今已26年。1996年开设性教育辅修专业。1997年性教育公选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老大拦”“我们常说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彭晓辉说，这个“老大”在宏观层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作为，中观层面是学校领导不支持，微观上是不明真相的家长不理解。对大学领导层来说，学生的稳定和安全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有些学校领导担心性教育可能会带来负面问题；有些人认为大学生本来不懂什么是性，讲完性教育课程可能会激发学生好奇心，使大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和疾病感染率都上升；有些人则将性教育误解为唆使教育和教唆教育。在专家们看来，这些观念都是对性教育的误解。
“有些大学领导对性教育的认识有一些偏差。他们认为性教育就是纯粹的生理和性行为教育。
”张玫玫解释到，实际上，大学开展的性教育课程，其目的都是使它的授课对象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成为健康、自信、快乐的人。部分家长也认为，我的孩子进入大学是去学习的，不是去接受性教育的，即使性教育课讲得很好，但会给孩子提供一个破窗效应，鼓励孩子尝试性行为，会把孩子带坏。强大的观念桎梏，让大学性教育面临各方面约束和舆论谴责。
王存同无奈地说，很多人对大学性教育并不了解，“他们不是听过你的课才进行批评，而是听到你在谈性，就先入为主地认为那一定是黄色、淫秽、不健康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身处的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是信息化的社会。从哪里得不到性的信息呢？“学生本身已经可以接收到很多鱼龙混杂的信息。科学、规范的知识体系不进入学生的知识内化渠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学教育的失职。
”彭晓辉将此比喻为：正规的食堂开不起来，学生就会到路边摊去吃饭。“很容易营养不良，甚至吃坏肚子。”其实，很多高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程，体系完备，价值观积极向上。比如，中央财经大学的性教育课程贯穿着对个人、家庭、社会的爱，以爱为基础，实施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从生理、心理、法律、医学、社会学等角度，阐述现代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性和生殖健康知识。
王存同说，这种教育呼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庭负责。
是把爱的教育、性的教育和疾病与死亡风险教育贯穿在一起的性教育，以培养学生正确的、负责任的、安全的性观念，以及生殖健康保护的常识和意识。福建师范大学的性教育课程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性生物学，主要涉及解剖、生理、功能、卫生保健等等。二是性心理学，主要讲性心理的发展过程，重点为幼儿的性心理、中学生的性心理及大学生的性心理。
据江剑平介绍，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让大学生在组织家庭成为父母后，知道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其次，对师范生来说，可以在工作后对中小学生进行性教育；最后会涉及他们身处的阶段，讲恋爱、婚前性行为等的心理应如何调试；三是性社会学，比如人口计划生育、艾滋病及性传播疾病、性骚扰和性侵害的自我保护和防范。
星星之火“我们的课程目的总的来说是普及性科学、促进性健康、构建性和谐、提升性文明。
”江剑平说，这样的课程设计要让学生首先学会性科学，其次调适自己的身心健康，再次要适应社会。这是一个培养知识、情感、观念三维目标融合的过程。开课近20年，江剑平深刻感受到在大学中坚持开设性教育课程带来的变化。第一年上课时，由于担心学生找不到教室，江剑平站在教学楼外引导学生，这些学生怯生生地问他，“老师，请问健康教育的教室在哪里？”江剑平打趣说，这里没有健康教育课，只有“性健康教育”课。
学生们羞赧一笑，对对，就是这个课。二十年前，学生们甚至对“性”这个字眼羞于启齿。
今年初，有一个学生在本学期的第一次课前兴奋地告诉我：“江老师，终于选上您的课了。我选了两年都没选上，这是第三年。”学生对性教育课程的热情不断高涨，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也日益显现。曾有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男女同泳会怀孕吗”，带动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
通过江剑平对精子存活环境的引导分析和同学们的自由讨论，最后大家自己得出结论：男女同泳是不会怀孕的，不是说怀孕的概率很低，而是肯定不会怀孕。“通过这些讨论，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分析和辨别能力。”江剑平说，通过这样的学习，同学们对待网络传言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智。
福建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在课余成立了“青芽性教育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性教育和各种性教育支教活动。
学生们能在学习之后，主动进行性教育的传播，这也是令江剑平颇为欣慰的地方。“老大拦”有意无意的阻拦，使开展性教育课程的大学无一例外存在两个现象：一是课程全部是选修课；二是依靠少数老师的热情维持课程开设。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生性教育的制度基本没有建立。“多数大学的现状是如果有老师有开设课程的积极性，就申报一个选修课，学校领导比较开明的话，会批准这个选修课。
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学校也不会主动要求老师开设性教育课程。”张玫玫表示。
说到底，在具体落实层面，多数还是授课老师的积极性，而不是学校层面的制度性布局。据了解，在国内大学中开设的性教育课程基本属于通识选修课范围，每学期在30学时左右，能选修到的学生大概只占全制度化校学生的1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学的思政系列课程由于制度化程度高，是大学生们的必修课，有完备的师资队伍、成熟的教材、完善的教学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支撑。但性教育课程，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课堂讲成什么样，还是要看具体授课老师的个人理解和实力。彭晓辉两年前于华中师范大学退休，他开设了28年的性教育课程“人走茶凉”，没有老师继续开设相关课程。“依靠学校中某一个老师的兴趣来维持性教育课程，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性教育课程制度化的缺失，首先体现为性教育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2017年，江剑平为《走进性科学》申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面对13个学科门类时，应该把性教育放在哪个门类中让江剑平犯了难。正如王存同所说，性教育课程应该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涉及医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把性教育放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下都不合适。
”江剑平思来想去，最后选择了其它类的选项。在招收性教育方向的研究生时，由于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导致有的性教育专业在社会学下招生，有的则在生物学或心理学下招生。“没有专门的学科建制，学科就不好发展，研究生也不好招，师资力量就会缺乏，最后影响课程的长期稳定开设。”江剑平说。
现有人才基本都是“半路出家”，新培养的人才散落在各个专业里，不可避免地会使人才的知识体系存在一些短板。
比如有的老师可能在性卫生保健、疾病方面比较擅长，但性心理学、性社会学可能是弱项。反之亦然。“有专长是非常好的，但不要有短板。因为学生需要全面的知识和引导。”江剑平强调。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很多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设置了交叉学科专业和学位。选择交叉学科的研究生的本科教育背景不尽相同，通过交叉学科的统一培养，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专业优势，补齐短板。这也许是未来性教育师资培养的一个可能的方向。
大学性教育的耕耘者们期待，未来有一天，大学生不需要通过选课的方式接受性教育，性教育成为他们人生中一堂必修课，甚至把接受性教育的时间前移至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这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的文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