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今的学生来说，高考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能够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心仪的大学，可以说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自然值得亲朋好友汇聚一堂，分享喜悦。面对商机，各大酒楼饭店纷纷打出“升学宴”的旗号，引领了一波消费潮流，“升学宴”也成为社会热议的“后高考现象”。其实“升学宴”古已有之，而且名目之多、排场之大、气氛之热烈，远非今日“升学宴”可比。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便成为后世王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考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考生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一次盛典与狂欢。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向来被视为“公卿之选”，及第之后自然是官场得意，平步青云，因此，新科进士们总要大肆庆祝一番。唐代著名诗人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反映的就是进士们登龙门之后一系列的游宴活动。
在这一场场的宴会之中，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名目，如杏园宴、牡丹宴、相识宴、打毬宴、看佛牙宴、月灯宴、樱桃宴、闻喜宴、烧尾宴，等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曲江宴。《唐摭言》记述说，在举行曲江宴时，“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整个长安城都处于沸腾的状态。
时至宋代，进士的地位更高。诗人杨万里诗曰：“殿上传胪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名列金榜简直如位列仙班一样。
在宴会组织上，也一改唐代进士自行组织的情况，改由皇家赐宴。为人熟知的琼林宴，因在宋代皇帝的私家园林——琼林苑中举行而得名。虽然宋代宴会名目相对唐代减少，但是宴会规格更高。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趋于稳定与成熟，形成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考试模式。
各省组织乡试之后，要为中举的举子举行鹿鸣宴，一是取“鹿”“禄”谐音，祝愿新晋举子来年殿试高中，将来高官厚禄；二是借群鹿分享食物的美德，委婉劝诫举子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不忘桑梓，造福乡里。殿试发榜之后，新科进士还能享受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等高级待遇。
与如今的“升学宴”气氛略显随意不同，古代的“升学宴”虽然热闹，却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
在唐代，期集（特指唐宋时进士及第后按惯例聚集游宴）还只是进士同年之间的私人社交活动，但繁文缛节已是不少，进士们记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唐代的民间经济组织——进士团就应运而生。进士团专门负责组织进士的宴饮活动，引导进士们按照固定的礼仪规范拜见座主，交谊同年。如此一来，唐代进士期集期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承载着不同的礼仪功能。
如上文所言，时至宋代，“天子门生”的观念大盛，进士期集也不再是及第进士们私下的活动，而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庆典。皇帝不仅要举行琼林宴，宴请新科进士，还要参与进士期集的管理，因而相对于唐代，宋代的进士宴会礼仪性更加突出。宋人吴泳说：“宴序古来元有礼,鹿鸣废后更无诗。”据祝尚书教授研究，北宋时期，朝廷尚用唐制，各地在发解举子到省之前,州郡长官或转运司照例要为他们饯行。
琼林宴“靖康之难”以后，随着学校的重建，鹿鸣宴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礼部还下发了《乡饮酒矩范仪制》，在仪制上对全国各地举行的鹿鸣宴进行统一。李心传的《朝野杂记》记载了鹿鸣宴的仪制流程，其仪有“肃宾、祭酒、宾酬、主献……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同时，“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
由此可知，仅鹿鸣宴一场宴会就包含了12个流程，且因为规定行礼时的主人“州以郡守,县以县令”，都是以当地主政的父母官为主，所以这些流程更不能随意简化，必须照章执行。
无故缺席鹿鸣宴的人，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行礼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者，前期具状免，擅自不赴者，除其籍”。南宋著名文学家周必大曾因故不能参加鹿鸣宴，也要向当地父母官告假。这一言辞恳切的“请假条”保存在周必大的文集之中，我们得以一领古代文豪的风采，其文曰：“伏蒙台慈，特枉华翰，俾预兴宾之礼，且观劝驾之光。属此抱疴，阴于缀席，其为愧感，罔极敷陈。”
当然，由于礼仪规制太过繁琐，鹿鸣宴已遭到时人批评。南宋大儒朱熹说：“如乡饮酒礼（鹿鸣宴），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恰。”朱熹认为鹿鸣宴繁文缛节过多，简直是强人所难，不如简化仪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方举办的鹿鸣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更何况是由皇帝主导的全国性的琼林宴！南宋文天祥状元及第时，留下《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诗中写道：“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短短五十余字，琼林宴的恢弘场面跃然纸上。
与今日“升学宴”多在饭店酒楼中举行不同，古人的宴会地点多选在花繁水秀的名苑之中。唐代最为人重视的曲江宴，即因举办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而得名。曲江池原名芙蓉池，烟水明媚，水道曲折，两岸花卉繁茂，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名胜。除此之外，唐代还有杏园宴。杏园宴的地点选在曲江池附近的杏园内。其他诸如牡丹宴、月灯宴等，从名称即可看出是以观赏牡丹、月灯为由头的宴会。
上文提到的宋代琼林宴，地址便选在宋代的皇家园林——琼林苑。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琼林苑有详细的描绘：“琼林苑，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大门牙道皆古松怪柏。两傍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十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销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
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看此记载，无怪乎宋仁宗时进士宋庠留有“秘苑仪星地，群英得隽年。飞鲸浦右，供帐斗城偏。表道槐阴直，凌氛柞影圆。丛楹开玉宇，华组会琼筵……”的感慨。
古代官方的重要庆典，排场与讲究也非今日私人“升学宴”可比，宴会上的珍馐美食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诗人杜甫在《丽人行》中生动描绘了唐玄宗时曲江宴的盛况，诗云：“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筯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从“翠釜精盘、犀筯鸾刀、御厨八珍”来看，曲江宴不仅食物珍美，连食具都十分考究，可以说是玉盘珍馐了。
宋代宴会的饮食与唐代相比更胜一筹。
据《梦粱录》记载：“凡官府春宴，或乡会，遇鹿鸣宴，文武官试中设同年宴……官府各将人吏，差拨四司六局人员督责，各有所掌，无致苟简。”什么是“四司六局”呢？四司指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六局指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
其中与饮食相关的有厨司，顾名思义，其主要任务就是烹煮；茶酒司，掌茶酒事宜；果子局，掌管时鲜水果，有时果和看果之分，看果是指以木、土、蜡等制作的果品，仅供祭祀或观赏用。其他还有蜜煎局、菜蔬局，掌理糖蜜花果、咸酸劝酒以及菜蔬糟藏等事。可见，在宋代鹿鸣宴的餐桌上，不仅有时鲜，糟藏等也一应俱全。
我们再来看一下清代云南贡院留下的“账册”中记载的具体吃食：贵腿、南腿、燕窝、贡虷、蜇皮、海参、明骨、鳖鱼、鱼翅、鱼肚、小洋翅、中和虾、银鱼、乌鱼、鱿鱼、翅帮、鲍鱼、甲鱼、活蟹、葛仙菜、糟鱼、虾酱、土蛈、海带、南笋、各式酒水、水果蜜饯……山珍野味、水陆时鲜，应有尽有。很难想象以上吃食是交通闭塞、偏处西南的云南所能齐备的。
而一场宴会，除官方机构倾力支持不算，地方商肆也被全部动员了起来，“账册”中所记的就有锡店行、土布行、宴席行、碳行、柴行、白米行、鸡鸭行、白面行、糟肉行、瓷碗行、牛腊行、草席行、铁货行、土碗行、萝白行、小菜行、白菜行、水果行、豆腐行、棚子行、瓦货行、灯笼行、月饼行，等等。可谓是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古代的“升学宴”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伴生产物，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也愈发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重视，从原来的进士间的私宴逐渐发展成为由皇帝或者地方主政长官出面主持举行的国宴、官宴。正因如此，古代“升学宴”从唐迄清也经历了如下变化，相对于唐代，一是宴会的名目由多变少；二是宴会的地点相对固定；三是宴会的规格越来越高；四是宴会的仪制愈加繁琐。
这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皇帝对进士群体的控制日渐加强，是唐宋以后皇权专制日臻顶峰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