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是科学的概念吗？本文作者认为，Angela Saini 的新书《优等》揭露了科研领域内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偏见。《优等：种族科学的复苏》剖析了一种值得怀疑的科学研究，审视了它的历史渊源和传承是如何让“种族”阶层的概念一步步得到正名并走向正常化。
藉由对权力和征服的反思，《优等》一开篇便提到大英博物馆的下努比亚和古埃及文物，这一帝国主义的前奏吹响了种族研究在西方科学中的序曲——它的发端、兴盛、瓦解和复苏串起了一段值得玩味的历史。18世纪，德国医生约翰·布卢门巴赫按地域将人类划分为五个“种族”（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和马来人种），作者的讲述从这一理论的存续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各种围绕人种和智力关系的讨论。
研究一再表明种族并非一个有效的科学性概念。人类99.9%的 DNA 都是一样的，那些用来给通俗意义上的种族下定义的特征，如头发纹理、肤色、面部特征，不过是我们人种成千上万个性状的冰山一角。某些可见的性状确实能够反映一部分种群历史，揭示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人类拆分成不同的群体。
虽然种族研究在科学上缺乏严谨性和可重复性，但是从遗传学到医学，许多领域一直都将种族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来对待，并对其充满了依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校隔离和居住隔离变得名正言顺；16世纪至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全球范围内针对土著群体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犹太人大屠杀能获得理论上的支撑。
Saini 提醒我们，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存在有色人种非人化的倾向，当时一名南非科伊科伊族女性被放入笼中公开展示。这位女性名叫 Sara Baartman（她的本名未知），因大众对其生殖器官的迷恋，被侮辱性地称为“霍屯督的维纳斯”。到了100年后的20世纪初，优生学这种伪科学开始影响美国的政策。美国1924年出台的《移民法》曾有意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进入美国，亚洲移民更是被完全排除在外。
《优等》中描绘的20世纪，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从实验室蔓延到了政治舞台；联想当下，全球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细心的读者或许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Saini 说这本书折射了她儿时的梦想，她从小就希望有一天能理解并讲述有关种族概念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背景。她做到了，她用一种深入浅出又令人信服的方式，沿着这段轨迹追溯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主题，比如对智人出现的研究，以及生产专供有色人种的药物。
种族概念的顽强生命力跨越了不同学科的边界，让所有与移民相关的数据收集和政策建议都平添了一层不一样的色彩。Saini 在“种族现实主义者”一章中的讲述也非常生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优生学和种族灭绝的犹太裔历史学家 Barry Mehler 惊恐地发现，二战结束很久之后，仍有一批“种族科学家”积极从事着这类研究。
她还揭露了美国非营利性极端主义基金会“先锋基金”暗中资助优生学、种族和智力相关研究；此外还有《人类季刊》等一类亲优生学的所谓科学期刊。她指出同样在80年代，《人类季刊》的撰稿人之一、学者 Ralph Scott 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政府任命为爱荷华州民事权利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简要提及了奴隶贸易和制药行业的利润，该书未就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对于种族概念推波助澜的作用做过多展开。
不过，Saini 确实向读者表明，目前的境况只是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社会经历的一部分。在她看来，许多人视为一尘不变的种族类别其实是可以转变的，正如它们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种种变化。人种类别一直在“与时俱进”，迎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比如从凯尔特人种到西班牙人种，再到最近被美国人口普查列为白人的中东人。这种可变性或许会让种族分类显得随机和漫无目的。
但是，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充当着创建和巩固帝国的脚手架。我很好奇，谁是 Saini 心中的主要读者。她在书中以“我们”的口吻展开叙述，也许是为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我多少能感觉到她认为读者会是一群富有科学素养的白人，这也可能是因为科学界和科学写作领域缺乏多样性吧。与此同时，她提醒我们她自己是有印度血统的英国人，这也让她成为了种族研究的对象。
在围绕《人类季刊》的讨论中，她很真诚地使用了“政治正确”一词——现在这个词已被用来讽刺那些呼吁包容性对话的人。而在反思以收集全球土著群体 DNA 为目标的“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时，作者称90年代为“身份政治”的发轫期，这个词也常被用来贬低来自少数群体的观点。再一次，作者没有质问这种转义现象。
从这个角度上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Saini 似乎很愿意在她的批判性分析中使用那些想让这类批评消失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客观地说，她的方法是一种颠覆性的尝试——她在试图打动那些怀疑论者。不过，我并不确定这是否是她的本意。另外，Saini 也没有具体谈及她对当代种族科学研究者的看法。对她来说，过去受到先锋基金资助的研究者，与当下坚持寻找种族生物学特征的“种族现实主义者”似乎不应混为一谈。
不过，她还是深入挖掘了当下研究的种种缺陷，公开质问了为何有人仍在这条注定无果的道路上执迷不悟。一边是种族科学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致命问题，另一边是当下挑战伦理底线的种族框架具体化的做法，哈佛大学遗传学家 David Reich 在书中一段长篇采访中点出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David Reich 研究的是古代 DNA 和人类演化，他对 Saini 说：“人类各种群之间确实存在与社会建筑有关的血统差异。
” 他还补充道：“这一点是有必要研究的。” 但 Saini 也指出，一旦种族主义融入社会的核心架构，这类研究都源于相同的社会关系。在我看来，太多的学者都在用这个借口为他们的同行打掩护。不愿意承认种族研究的背后其实是种族主义作祟的可能性——这种否认已被证明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从根本上说，《优等》在描述阶级差异概念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得到的持续支持时，确实力透纸背，尤其是这种支持如何突破政治阻力，在“种族”这一根本变量都无法定义的情况下仍未中断。Saini 敢于戳穿贯穿在公共对话中的矢口否认。她坦言，羞于直面尚未平息的历史，影响的将是我们对其遗留下的阴影展开严肃对话的能力。
《优等》应该被看作是一系列突破性著作的延续，这些作品致力于将种族科学深厚又可疑的历史放入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证，比如 Dorothy Roberts 的《致命发明》和 Alondra Nelson 的《DNA 的社会生活》。而 Saini 对这场对话的贡献在于，她把一部分人想要将种族概念合理化的欲望（尤其是涉及可衡量的健康差异时）与整个社会极力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欲望联系了起来。
在本书的结尾，Saini 提醒研究者在把种族作为一个代理指标研究时，至少要知道自己测量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让我补充一句，我会说，他们还要考虑这些测量不能代表什么，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创造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