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8月，享誉世界的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IS）的一群科学家把所有筹码都赌在了与具体项目无关的整体运动能力上。他们用一年半的时间，希望为澳大利亚培养出一位有资格参加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俯式冰橇的女运动员。首先，运动员需要在冰上奔跑，其中一只手或两只手放在滑雪板上，然后通过一个快速跳跃跳到滑雪板上，最后身体伏在滑雪板上，以每小时113千米的速度滑下坡去。
这些澳大利亚科学家们之前从未见过这项运动，但他们知道，最开始的冲刺速度大概能决定比赛成绩的一半。因此，他们向全国发出邀请，寻找一位能够紧贴在一块小滑雪板上并能同时冲刺的女运动员。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冬奥会的选拔就像是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而且在澳大利亚，它会受到与选秀节目同等的关注度。
经过书面申请后，一共26名女性被澳大利亚体育学院邀请到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首都——堪培拉，她们在那里接受体能测试，期待能最终成为10位进入训练营的选手之一。这些女性曾参加过田径、体操、水橇，或冲浪救生运动——这是风靡澳大利亚的运动，结合了开放水域划船、皮划艇、冲浪、游泳与沙滩竞走。她们之中没有一人听说过俯式冰橇这项运动，更不用说参加训练了。
在10个名额中，有5人将单凭30米冲刺跑步的成绩决定，剩余的5个名额将由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教练与科学家们基于候选人的测试的表现来决定。在测试中，候选人要在平地上跳上一个带轮子的雪板。最初，全世界的俯式冰橇教练都认为澳大利亚人疯了。心理学家杰森·加尔宾（Jason Gulbin）曾为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服务，他说：“这项运动的每一位从业人员都告诉我们：‘你们永远不会成功的。
’他们说：‘这全凭感觉，这是艺术，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理解这门艺术。’但实际上，最大的反对声音恰恰来自其他国家的那些教练们。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招募来的这些运动员之前确实对冰上运动没有经验，但她们都是全面的顶尖运动员。梅丽莎·霍尔（Melissa Hoar）是冲浪救生运动的世界锦标赛冠军，爱玛·谢尔（Emma Sheers）曾是世界水橇锦标赛冠军。
加尔宾后来说：“把对俯式冰橇几乎一窍不通的新手们赶鸭子上架，这很有趣。”遴选结束后，是时候测试运动员们能否在冰上起舞了。科学家们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紧张地关注着初训结果——不需要获得体育学博士学位，也能评估她们做得怎么样。
初学者们不断刷新澳大利亚俯式冰橇运动的纪录，她们的表现比经过长年训练的前国家纪录保持者还要好。加尔宾说：“第一周过去，一切就已经结束。结果显而易见。”事实证明，对冰的“感觉”并不那么重要。一夜之间，当初持反对态度的运动员和教练们纷纷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了，看到这些曾被他们嗤之以鼻的“菜鸟”运动员的出色成绩，他们感到十分尴尬。而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科学家们也从最初的孤立无助突然之间变得倍感骄傲。
从第一次踏上冰面后过了10周，梅丽莎·霍尔在第23届俯式冰橇世界锦标赛上打败了一半的选手，并在下一次比赛中拿到了冠军。原沙滩短跑运动员米歇尔·斯蒂尔（Michelle Steele）也一路晋级，拿到了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14个月，“冰面菜鸟”走向冬奥会》，借此，这项成功的训练计划被载入史册。
澳大利亚，世界体育运动的动力厂之一，在“天赋识别”与“天赋转移”（即根据运动员的天赋调整他们所从事的竞技项目）方面处于世界前沿。1994年，为准备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开展了“全国搜星计划”。14岁到16岁的少年都在学校检测身体素质和体型。
仅拥有19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了58枚奖牌，也就是说，每100万公民中就产生了3.03枚奖牌，这几乎是当年美国奖牌比例的10倍——美国每100万人获得了约0.33枚奖牌。
作为“搜星计划”的一部分，一些运动员被从原项目引领到之前完全不熟悉的项目之中。1994年，从前练习体操、田径、越野和划船的艾丽莎·卡普林（Alisa Camplin）转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卡普林是一位出色的综合性运动员，然而，她此前都没有见过雪。第一次尝试跳下滑雪板时，她摔断了一根肋骨。第二次尝试时，她撞上了一棵树。“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卡普林后来在澳大利亚电视九台的节目上说，“他们说我年纪太大，起步太晚了。”然而到了1997年，卡普林已经参加了世界杯巡回赛。而在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尽管卡普林在6个星期前刚摔断了两个脚踝，却依然夺得了冠军。
即使在卡普林夺冠之后，人们看她滑雪，仍然觉得仿佛是一只长颈鹿踩着溜冰鞋。从跌跌撞撞滑下山，到参加奥运冠军的新闻发布会，她就像是一头撞进了胜利花环。
“天赋转移”项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让具有天赋的孩童在特定运动项目中发光发热，还把优秀的综合型运动员带入更适合的运动领域。比利时男子曲棍球运动员的平均训练时间要超过10000小时，比荷兰曲棍球运动员要多上数千小时。
但比利时曲棍球队的表现在世界上仅算是中等水平，而荷兰曲棍球队却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实际上，即使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运动也永远是“硬件”与“软件”的配合。没有软件的硬件是无用的，反之亦然。对于运动技能的习得来说，“好基因”与“特定环境”缺一不可，而两者往往需要在恰当的时间被发掘出来。
吉列尔莫·坎皮特里与费尔南德·戈贝特在另一个共同完成的关于象棋的重要研究中发现，如果棋童在12岁之前还没开始正规的象棋训练，他们成为象棋大师的可能性就会大幅降低。然而，他们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并不重要，只要在12岁时开始正规训练即可。虽然确实有在12岁之后开始训练，但仍成为国际象棋大师的例子，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因此，12岁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某些与象棋相关的能力必须被习得，某些神经连接必须被强化，成为大师的希望才不会破灭。
过去，科学家曾经认为我们的大脑在成长与学习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神经元。然而人们如今发现，人类在出生时拥有的神经元数量远超过我们的需要。那些经常被使用的神经元会被保留下来，而不怎么用的神经元就枯死了。我们的大脑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发不可塑，但在某些特定方面却越发高效。
神经学家哈罗德·克拉文（Harold Klawans）在其著作《为什么迈克尔打不着》（Why Michael Couldn’t Hit）中指出，尽管迈克尔·乔丹有着出色的运动能力，在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以下简称NBA）第一次退役后，他却无法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击球手，因为用来习得棒球技能的神经元早在很久之前他忙着打篮球时被剪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崇尚“练习至上”的人宣称：练习开始得越早越好。然而，我们目前并不清楚，哪些运动需要在童年早期就开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保留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女子体操运动员应该尽早开始训练。但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想成为世界级运动员，具有针对性的专业训练不仅不是必要的，很多时候，甚至需要主动避免。
比方说在冲刺跑的训练中，过早开始大量的针对性训练会造成运动员进入“速度平台期”，从而影响速度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员会陷入早期训练带来的峰值速度和跑步节奏，再也无法改变。贾斯汀·杜兰德说，根据国际田径联合会的科学研究，在世界田径圈子里，“平台期经常出现在那些很小就被施加了某种针对性训练的新手中，其代价就是总体发展停滞。我们并非不认可训练的重要性。
但是，埃里克森（10000小时定律）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开始过度训练运动员”。2011年，一项针对243位丹麦运动员的研究显示，过早的针对性训练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有害。这些运动员们被分为两队，一队是奥运会级别的精英，一队的水平次之。这项研究着重于“cgs运动”，即可以用距离、重量或时间测量的运动项目，比如自行车、田径、帆船、游泳、滑雪或举重。
精英组与第二梯队在幼年时都尝试过一系列运动，但第二梯队组显示了一定的针对性训练的痕迹——他们在15岁之前承受过比精英组更大的训练量。精英组的训练量在15岁之后才开始变多，到他们18岁时，水平超过了第二梯队组。这就是反直觉、反“10000小时定律”的著名研究，名为“推迟针对性训练：cgs运动的成功关键”。
根据cgs运动结果的一致性，南非运动心理学家与作家罗斯·塔克（Ross Tucker）提出，这些精英或许从一开始就拥有过人天赋，因而不需要像第二梯队那样在年幼时就努力训练。塔克说：“在15岁之前，天赋使他们无须努力训练也能在同龄人中胜出。而到了十六七岁时，大部分孩子的身体机能已经成熟。他们意识到自己未来可能在竞技体育领域拥有一席之地，于是才开始加大训练量。”
在许多忽视基因因素、鼓吹“10000小时定律”的畅销书中，泰格·伍兹（Tiger Woods）被奉为“10000小时定律”的最佳代言人。伍兹的父亲在儿子小时候为他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机会。然而，根据伍兹本人的说法，父亲只是回应了儿子的强烈愿望。伍兹在2000年时说：“迄今为止，父亲一次也没强迫过我去打高尔夫球，一直都是我要求他带我去的。重要的并不是家长强迫孩子练习，而是孩子自己想要练习的意愿。
”很多人经常忽视的一点是，当大部分婴儿只有6个月大、还站不起来时，伍兹已经能在父亲走动时站在他手掌上，保持平衡了。这并不是说，6个月大的伍兹注定拥有超出常人的运动协调能力或是成人的体魄，但是，他至少比同龄人多了在11个月大时就能去击球的机会——又是一个强大的“硬件”帮助加载特定运动“软件”的故事。
然而，在泰格·伍兹的故事中，“训练至上”的理论显得格外吸引人，因为它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期待：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而且有合适的环境，那么孩子们都会像泥土般拥有强大的运动可塑性。简而言之，比起其他任何可能的解释，“训练至上”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人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但是，这种回避天赋因素的说法，可能会在训练中起到负面作用。
有时，研究基因的运动科学家告诉我，他们的研究会碰上一个公共关系上的难题：大众认为，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基因是决定性的，这就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否定了提高自身运动水平的可能性。某些基因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为两颗眼球编码的基因，或是决定是否患有一种退行性神经疾病——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如果你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缺陷，那么你一定会发病。
然而，很多基因并不会主宰生物性状，它们仅决定了身体各种“可能性”的高低。遗憾的是，正确信息经常被主流媒体曲解，媒体每次宣告一个基因的诞生，就把它吹捧得如同能彻底代替主观能动性一样。
参与澳大利亚俯式冰橇培训计划的生理学家之一杰森·加尔宾就说过，“基因”这个词在“搜星计划”中变成了禁忌，“我们甚至要改变说话方式，改用‘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合成’的说法，以避开‘基因’一词。我们真的不能提到跟基因有关的词汇。在所有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我们都会尽可能避免提及它。就好像人们会说：‘如果你们在进行分子生物学与蛋白质合成的研究，那就无所谓。’”可实际上，这些概念和基因是一回事。
我采访过的一些运动生理学家说，他们公开支持抛弃“基因”，因为他们相信，这能向公众传递出一个正面的社会言论。一位著名的运动生理学家曾对我说：“当然在某些时候，如果对一个人说‘你无法变得更好是因为你努力得还不够’，这是很危险的。”无论如何，社会言论不能代表科学真相。
珍妮特·斯塔克斯曾大力推广“软件胜过硬件”理论。但斯塔克斯一直相信，基因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能力。
然而，她过去一直不愿意当众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斯塔克斯说：“在35年前，人们很容易接受先天基因的不同能带来能力上的不同的说法，但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我变得越来越中立了，一直在左右摇摆……在运动技能中，扔飞镖是最典型的原发运动技能，由个人决定、不太受外界影响，但练习还是无法解释其中的水平差距。为了击（棒）球，你需要一点视力上的帮助，如果你视力较好，那当然好了，但你还是需要能够发挥视力水平的软件。”
斯塔克斯在运动训练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不比任何在世的科学家少。她的研究成果是“10000小时定律”至上论的基石——只有练习决定体育运动中的成败。然而，她其实也不敢打包票。斯塔克斯十分清楚，如果不谈基因的话，那么对体育技能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斯塔克斯说，毕竟，假如积累的练习时间能决定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运动竞技中分男女组呢?这是个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