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会失望吗？“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在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曾这样断言道。不过这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哲人也许不会预料到，在两百多年后，会有科学家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人脑中的“道德分子”。
2011年，保罗·扎克（Paul Zak）登上了TED的讲台。他演讲的题目是《信任、道德——与催产素？》。在这段令他名声大噪的演讲开头，他轻按喷雾瓶的开关，讲台上瞬间出现一道雾蒙蒙的水帘。他宣称喷雾瓶里的透明液体是催产素溶液，这正是使人类忠诚、友好、相互信任等等美好品德的来源。换句话说，催产素就是让康德深深景仰的道德法则的来源，是人体中的“道德分子”。
在这段演讲里，扎克讲述了其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实验。他们告诉被试，只要来参加实验的都会获得十美元的奖励。在实验室里，实验人员会问：“你是否愿意放弃你获得的十美元，送给实验室里的一个人。你不会见到这个人，也不能和这个人说话，而且你只能做这么一次。
不过，无论你送给这个人多少钱，实验室都会将数额翻倍送给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会被告知，自己的账户上出现了这么一笔钱，他可以选择全留下，也可以选择送回给那个匿名的捐款人一些数额。”
按照扎克的理论，这样的实验可以很好地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愿意送给对方的钱更多，也就意味着更加信任对方。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这些被试通过鼻腔喷雾摄入了一定量的催产素，他们就有更大几率选择把更多的钱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扎克四处演讲，甚至著书讲述神奇的催产素。在他本人以“Dr.Love”的头衔火遍全球的同时，催产素，这个由九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类激素，也在无数的媒体渲染之下与爱、伦理和道德紧密地连接起来。在他的理论中，似乎“道德”这一千百年来无数哲人冥思苦想的问题，已经在实验室中迎刃而解。
可是，事情真的像扎克呈现的这么简单吗？“轻轻一喷，世界就能充满爱与信任”？2012年，针对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道德分子催产素”，著名的神经科学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Patricia S. Churchland）决定与心理学家皮奥塔·温基尔曼（Piotr Winkielman）教授合作，著文剖析催产素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
这两位作者首先质疑了保罗·扎克四处宣讲时所引用的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鼻腔喷雾摄入催产素。按照扎克绘声绘色的讲述，鼻腔喷雾简单有效：只要按下开关，催产素就会通过鼻腔进入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改变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更夸张的是，他的TED演讲还衍生出一批打着“催产素香水”“催产素喷雾”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售价高昂，60毫升就能要价六十美金左右。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不是化学物质“想进就能进”：在我们的脑组织与血液之间，存在一道血脑屏障来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内部环境的稳定。血液中的不同溶质穿过血脑屏障的难度不同，而催产素的渗透能力则属于较弱的一类。鼻腔喷雾真的能够使催产素穿透血脑屏障吗？丘奇兰和温基尔曼对此表示十分怀疑。
很多采用鼻喷雾实验设计的催产素实验，都会引用一篇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经典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被试通过鼻腔吸入一定量的神经肽，而在三十分钟内，科学家们发现他们脑脊液中的神经肽浓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是，单单是脑脊液中的神经肽浓度变化，并不能说明神经肽能穿透血脑屏障、激活脑区中的神经肽受体。
丘奇兰和温基尔曼指出，这项实验中的脑脊液样本是通过腰椎穿刺提取到的，并不能说明神经肽真的进入了神经肽受体广泛分布的脑区。哪怕我们假设这些神经肽真的能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进入神经元的细胞外空间（Extra-cellular Space, ECS)，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神经肽的浓度已经足够高，高到可以改变生物体行为的程度。
也就是说，众多关于催产素的鼻喷雾实验找到的行为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们还无法定下结论。通过水雾吸入体内的催产素有多少，这些吸入的催产素又都到了哪里、影响了什么样的系统，目前都属于需要科学家们继续探究的问题。
但如果说回催产素本身，其实人们对这种神经肽的了解与应用已经有一定年头了。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人们最早接触到它是因为其在雌性生殖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神经科学家亨利·戴尔（Henry Dale）就发现，一种从人类垂体后叶提取出来的物质可以收缩怀孕母猫的子宫，催产素由此而得名。
后来，人们慢慢了解到，催产素并不是一种雌性体内独有的物质。作为一种神经肽，催产素在男性和女性体内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分布。比如，我们的外周神经系统与组织中都会分泌催产素。人们在肾脏、胸腺、胰腺，甚至肠绒毛上皮上都发现了催产素受体的存在。这些活跃在外周神经系统中的催产素的主要作用是收缩平滑肌，自然是与“道德分子”的美名毫无关联。
而那些活跃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催产素，也并不像保罗·扎克所吹捧的那样，唯一的功能就是“让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和平”。的确有初步的证据表明，催产素在母婴之间的依恋关系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有科学家开始提出理论，认为催产素在情侣之间的浪漫忠贞之爱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猜想它是一夫一妻制伴侣模式形成的关键元素。
但是，这些理论目前还属于未经证实的假说，它们所基于的证据，大多都来自于催产素与某种现象的相关性，并不支持因果性的结论。尽管在实验室中，催产素常常作为制作“道德小鼠”的动物模型的关键， 但动物模型毕竟仅仅是动物模型，催产素究竟在人类的高等认知功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目前学界仍然处于猜测摸索的状态。
总而言之， 一个严谨的科学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轻而易举地抛出“因为催产素的存在，所以人类拥有道德”这样的结论。
道德绝不来自于神奇的分子。1953年，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伊莉莎白·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在《哲学期刊》上发表了《当代道德哲学》一文。在文章的第一段中，她开门见山地指出：“第一，在当下进行道德哲学研究是无益的：在我们对于心理学哲学的有足够了解之前，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边。而很明显，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心理学哲学的知识。”
伊莉莎白·安斯康姆
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开始之后，这样的观点更加受到学界的重视。心灵与认知已经不再是单纯能由哲学思辨解决的谜团。自然而然，道德哲学也随着学科交叉的趋势逐渐进入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畴之中。
道德这样古老却不断变化、神秘莫测却又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如今已经彻底走出哲学的象牙塔，在实证科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道德”“神经科学”这样的关键词，你不难发现近二十年来有关道德神经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MIT的公开课网站上有一门课就叫《道德的神经科学》。这节课的授课人，是在心智理论的神经机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神经科学家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
但如果稍稍浏览这节课的授课大纲与阅读材料，有人也许会大失所望：这些精心挑选的与“道德的神经机制”相关的论文，其实大多都针对的是同理心、亲社会行为与罪恶感等等。
诚然，这些因素都是道德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可如果问起究竟什么是道德，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这样的实证科学，仍然需要哲学理论的指导。斯坦福哲学百科甚至专门有“道德的定义”这样的词条。面对道德的定义，伯纳德·格特这位几乎一生都在思考道德问题的道德哲学家，毫不留情地指出，无论是描述性的定义还是规范性的定义，道德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仍然充满了争议性的。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我相信，康德的断言即使是在实证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仍然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的。尽管我们今天仍然无法确切地断言道德作为一种心灵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绝对不仅仅存在于保罗·扎克手中鼻喷雾壶里的透明溶液，它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道德分子”——催产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