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于转基因的态度，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总体上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情绪和看法？
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可能跟每个在座的人日常生活里所看到、听到的都有关系，是一些与科学有关系的一些社会争议。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样的问题叫做争议性科技问题。今天讨论的争议性科技议题，是转基因。
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转基因玉米、水稻、棉花乃至动物转基因的研发，先后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但相对于技术研发，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比较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产业化的推进受制于过去十几年我国总体上对转基因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社会舆论。
事实上，我国关于转基因的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注重自主创新，特别是把农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放在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进行战略布局，投入不可谓不大；二是坚持慎重推广，表现为推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不移，但同时又突出强调安全性，以及对公众和媒体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等方面舆论的高度重视。
也正因如此，农业部虽然早在2009年就对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个转基因主粮作物新品种颁发了安全证书，但实际的商业化种植，仍然受制于包括社会的负面舆论在内的诸多因素，而一直未予以强力推进。
通过简单梳理我国转基因相关争议的典型事件，我们或可对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总体上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情绪和看法的由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个事件是，2002到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大陆地区私下检测超市中售卖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原料，并公布雀巢部分产品中确实含有转基因原料。转基因这个名词和概念由此第一次进入部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视野。而绿色和平组织所强调的公众“知晓的权利”，自此也成为公众和媒体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加强监管的强有力武器。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2009年三个转基因作物新品种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引发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可能走向商业化种植的强烈担忧和激烈反对。理论上言，一个生物新品种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安全证书，其产业化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
但当时的社会和舆论现实是：经历了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和2008年三鹿奶粉丑闻等一系列事件的国内民众，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特别是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和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和不信任。
真正引爆舆论对转基因议题高度关注的关键事件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案”。2008年，三名中美科学家在湖南衡南一小学对25名儿童进行了服食“黄金大米”米饭的实验。
这些“黄金大米”米饭是由其中的美国学者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携带入境的，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25名学生在服用前，其家长也未明确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将要服用的“黄金大米”，实际上是一种富含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基于这个实验结果的论文在2012年8月发表。
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力量对这篇论文背后发生在2008年的实验过程进行了曝光，立即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科研项目过程监管、科学家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触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乃至可能危害的担忧和恐慌。
围绕转基因的公众想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测。如基于百度搜索指数，可以方便地发现，在今年4月到5月间，人们有关转基因的搜索，最常见的三个去向关键词是“转基因食品”、“食品”和“危害”。换言之，关于转基因的主动检索，民众最关切的是转基因食品，而且大多是从转基因食品的可能危害的角度来关注的，即着眼于转基因的负面意象。
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和态度，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常常会放在一起来讨论。因为在转基因相关的争论中，对转基因科学原理的了解程度，不仅关乎人们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关乎人们所表达的相关观点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甚至关乎在一些议题上——如“吃了转基因食品我们的基因会不会因此发生改变”这类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
信任是影响人们对此类争议性科技态度的重要因素。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持什么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媒体在这方面的态度以及对其研究、监管、客观真实报道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心，即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
在前述美国迄今为止所实行的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框架中，我们提到美国对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引入异于其他生物技术的额外监管，而是采纳基于产品的实质等同之政策理念。在推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和生产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依靠的是科学上确保安全，而并没有太受制于普通民众对此类技术和产品的争论和意见。
如何进行转基因科学传播和风险沟通？有效传播必须牢牢抓住民众的关切，必须对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痛点和痒点作出回应，否则无异于隔靴抓痒，无论科学家、政府、媒体怎样苦口婆心进行转基因科学性、安全性阐述和讲解，仍可能收效甚微。成功有效的传播，关键还是取决于我们怎么设计传播；而怎么进行传播的关键，是需要对民众的解读逻辑和思路，有清晰的理解和预判，而这就需要借助相应的调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