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对于古代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唐代，阿拉伯使者把当时西方主要成分是鸦片的珍贵药品“底也伽”作为贡品带入中国。罂粟在当时作为一种观赏性的花卉，起名阿芙蓉。随后，鸦片也作为药材应用于咳嗽、泻痢等病痛的治疗中。甚至在宋代民间还出现了罂粟籽和“竹沥”煮粥食用的记载。但是鸦片贩卖真正出现在中国却是明代。
鸦片进入中国后，英国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芙蓉膏。明成化年间(1465～1488)，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街市上开始有人贩卖鸦片。当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200箱。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泛滥成灾，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的大量输入与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密不可分。
1833年，英国国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后，趁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
从“医生”到“大班”英国利用烟贩建立起的公司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在众多烟贩中，威廉·渣甸是最为有名的一个。1786年，威廉·渣甸出生在苏格兰，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临床和产科学课程。毕业后即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
威廉·渣甸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拥有英国王室颁发的皇家特许状，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这些贸易不仅包括当时欧洲人所追捧的瓷器、丝绸、茶叶，还包括鸦片输出与殖民掠夺。当时清政府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鸦片到中国，所以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再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鸦片贩卖量平均每年高达900吨。
鸦片带来的高额利润使随行在商船上的人都蠢蠢欲动。根据英国法律，破坏这种专利权的人将被处以绞刑。不过，东印度公司对职员订有特别优待章程，允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至于这两箱私货究竟是什么样的物品，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威廉·渣甸迅速熟悉了这一规定，他的专职工作由救死扶伤转变为鸦片走私。
一箱鸦片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润，可以让威廉·渣甸丢弃自己的良心？
据威廉·渣甸的私人信件透露：“在最好的年头，总利润往往高达一千银元一箱。”这里的货币单位“元”指的是西班牙银元，一枚西班牙银元的重量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至七钱三分。一千银元约合白银700多两。而东印度公司制作一箱鸦片的实际成本只有237卢比，约合白银47.4两。就算东印度公司以当时的最高价格2438卢比（约白银487两）一箱卖给烟贩，烟贩从中依旧能获利200多两白银。
这样高利润、无风险的买卖对于威廉·渣甸来说，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1817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财产的威廉·渣甸离开了东印度公司，走上了贩卖鸦片的“散商”之路。在1817到1832年创办怡和洋行前的这15年时间里，威廉·渣甸贩卖鸦片的范围遍及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中国的广州乃至渤海湾，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越发沉迷在鸦片带来的暴利之中，“胃口”也越来越大。
19世纪20年代末，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逐渐动摇，这让威廉·渣甸看到了机会，他所期待的公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时机就要到了。1832年7月1日，威廉·渣甸与合作伙伴詹姆士·马地臣在广州创办“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威廉·渣甸正式完成了从“医生”到洋行“大班”的转变。
怡和洋行的“两张脸”洋行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最先出现在我国广州地区。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商馆，这是中国最早的洋行。之后，洋行陆续在广州设立起来。其中，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的从事代办买卖的柯克斯理德行和1824年马尼亚克设立在广州的马尼亚克公司成为“怡和洋行”的前身。
1829～1830年间，马尼亚克公司对华独销鸦片5000多箱，价值450余万西班牙银元，占当时中国进口鸦片总额的1/3。威廉·渣甸重组两家洋行的目的不言而喻。
然而，早在清朝雍正七年（1729），针对鸦片的进口远超医疗所需的情况，朝廷就颁布过禁烟法令。
在道光年间又多次修订禁烟法令，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并对收受外国船只贿赂、帮助其寄存鸦片、甚至与其合伙开设窑口贩卖鸦片等官兵罪行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可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期始终禁止外来商船对华进行鸦片输入。
为了能够“合法”地在中国进行贸易，怡和洋行拥有了“两张脸”。明面上，怡和洋行向中国输出布匹、木材、食品、纺织品、五金等物，从中国向国外输出的是以茶、丝、麻为主的各种土产品。1834年，怡和洋行迅速占据了广州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正常的商业贸易远远不能满足威廉·渣甸的欲望，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才是他真正的“面目”。
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销售鸦片的行列后，怡和洋行迅速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威廉·渣甸利用贩卖鸦片带来的大量利润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品运回英国高价售出，再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鸦片贸易之中。明面上与暗地里的贸易相互配合，到1837年，怡和洋行已拥有资本261.3万西班牙银元。
为了能够“合法”进行鸦片贩卖，威廉·渣甸还贿赂清廷各级官吏，使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使鸦片对华输出量大为增加。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统计：“从1821年至1828年，平均每年进口鸦片9708箱；从1829年至1835年，平均每年进口增加到18721箱；从1836年至1839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万箱。”
赶走“铁头老鼠”威廉·渣甸狡诈多变，善于钻营，中国人厌恶地称他为“铁头老鼠”。时至今日，在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香江话事》中，还杜撰了威廉·渣甸“铁头老鼠”绰号的由来：“渣甸在广州俱乐部被围观者用石头击中头部后，面不改色，只是以顽强的苏格兰人的达观耸肩蔑视伤口。”实际上，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就称呼他为“铁头老鼠”。
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一份奏疏中揭露:“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
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外商对中国大量输出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记载，一位英国人也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摧毁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19世纪80年代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一进烟馆，离破产也就不远了。从国家经济层面上讲，鸦片泛滥造成了清朝白银的大量外流。据刘鉴唐先生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考察》中统计：“1800年到1834年间，中国外流白银达六亿两。”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的局面；同时引发了清政府财政危机，出现了国库空虚的情况，为填补财政空虚，清政府加大力度盘剥百姓。
从社会层面上讲，鸦片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毁了百姓的身心健康，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争相吸食鸦片，甚至军队士兵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国家积贫积弱，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838年底，清代道光皇帝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家书“与弟元抡”中说：“愚兄在出京城之前，就先派遣脚程快的人，日夜兼程赶赴广东，调查这个人，监视他的动静，愚兄人还在路上就已经得到报告，说是奸夷喳吨（威廉·渣甸）本是英吉利国到香港来贸易的商人，盘踞在广东省洋人会馆内，已经有二十年了，绰号‘铁头老鼠’。他与汉奸向来互相串通勾结，鸦片之所以泛滥，实在是要数这个洋鬼子为罪魁祸首。”
由此可见，林则徐认为威廉·渣甸是广州头号的鸦片贩子，想要尽快地将他捉拿归案。但威廉·渣甸却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际望风而逃。这在“与弟元抡”中也有记载：“等我抵达广东省城，这个洋鬼子已经闻风而逃。原来就在去年腊月，这边已经到处传出消息，说是钦差一到，首先就要将喳吨问罪究办，这个洋鬼子于是就请求上边发放通行证允许他去到澳门，好搭船回国。”
虽然没能将威廉·渣甸查办，但是他逃跑回国，使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失去了重要的阻力。林则徐对外称：“铁头老鼠，狡猾的鸦片走私头目，畏惧天朝的愤怒，已经回到烟雾之地。”林则徐共收缴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数量占第一位。在林则徐的主持下，1839年6月3日至25日，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
“撬开中国牡蛎的壳”在禁烟的同时，林则徐还致信英国女王，痛陈鸦片带给中国的危害与英商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卖，希望英国国会能予以制止。但是，逃回英国的威廉·渣甸却舍不得在中国获得的巨额利润。他扬言：“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他潜逃回英国后，更是积极地鼓吹对华战争，成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
早在1830年，威廉·渣甸就联合在广州的商人上书英国国会，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1839年，威廉·渣甸回国后向英国首相巴麦尊列举侵华的种种好处，力图说服英国国会发动战争。英国首相巴麦尊一直奉行对外扩张策略，在他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侵略中国他更是蓄谋已久。1833年，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两道训令是：“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
”此时，威廉·渣甸的归国无疑给了他绝佳的机会，巴麦尊向威廉·渣甸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的情况，二人一拍即合。巴麦尊在1839年10月26日和27日在给巴麦尊的两封私人信件中，威廉·渣甸提出了利欲熏心的“渣甸计划”。威廉·渣甸在信中详细记述了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作战所需军队和战舰补给以及战后英方应提出五口通商、战后赔款、订立条约等要求，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在威廉·渣甸与巴麦尊等人的策划下，英国于1840年6月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在鸦片荼毒下的中国没能抵挡英军的进攻，最终战争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中国这颗牡蛎的壳，最终被英国以武力撬开，开始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1843年，威廉·渣甸去世，但是怡和洋行的继任者们并没有停止贩卖鸦片的步伐。直至1872年，怡和洋行才放弃对华鸦片贸易，走向“漂白”之路。怡和洋行的建立伴随着罪恶的鸦片贸易，一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回望这段历史，希望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历史曾带给我们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不让这段历史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