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惠特曼，作为1966年堪萨斯大学枪击案的凶手，他要求在死后让科学家研究自己的大脑，而这也成为了神经科学家深入研究人类暴力行为的开端。现在50多年已经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与暴力行为相关的脑区，为我们未来防治这类杀戮事件提供了神经科学基础。
2017年，在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酒店32楼上，一名枪手用步枪向在场群众射出了1000发子弹，这一事故造成58人死亡，869人受伤。这名枪手在犯罪现场自杀，随后他的大脑被运往斯坦福大学。科学家试图分析这颗大脑，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这起恶性事件。
科学家能从这名罪犯的大脑中发现什么吗？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内容将被科学家发现。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杀人行为的遗传学测试，但研究有这类行为的人的大脑，可以让我们深入地了解大脑是如何控制暴力行为的。
神经科学家们已经通过一些实验方法，在大脑中找到了负责其他复杂人类行为的神经回路，包括步行、语言、阅读等。同样地，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找到控制攻击行为的神经回路，这些新发现有助于揭示极端暴力行为中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在自然界，生理上的暴力行为（甚至包括致命行为）属于适者生存法则的核心策略，所有的动物都会演化出特定的神经回路来执行和控制攻击性行为。
1920年，瓦尔特·赫斯（Walter Hess）在一项动物试验中用电刺激猫，发现在下丘脑深处有一个脑区控制了攻击性的暴力行为，试验结果还表明在发生其他难以控制的冲动或行为（比如性行为、摄食和饮水行为）时，这个区域也会被激活。人类中也有同样的神经结构，叫做下丘脑攻击区域（hypothalamic attack area）。
这个发现引申出了后来广为流行的“蜥蜴脑”的概念：即人类的原始冲动都受到从远古演化而来的神经中枢的控制。在特定情况下，改变这些神经功能可以触发人类野兽般的行为。从赫斯起，在之后的一百年里，神经科学家都在探究大脑中的哪些回路负责向下丘脑攻击区域传递信息，从而激活或者引发攻击行为。
最近出现的新技术或许可以解答这些问题，比如光遗传学，一种可以控制神经回路开关的实验技术。还有光纤内窥镜，通过这种工具，我们可以在实验动物产生暴力行为时记录神经元的放电情况。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找到控制愤怒和攻击行为的神经回路。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不断的挑衅行为会唤起人类的攻击行为。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大脑中只有少量的神经回路会控制这一行为，我们依然在寻找并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大脑控制攻击行为的能力对个体生存来说非常重要，而一旦疾病、药物或者精神问题对控制攻击行为的神经回路造成了损伤，就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发起暴力行为一般是很危险的，不过在我们执行暴力动作之前，广泛分布在大脑的各个区域的相关神经回路就已经被激活了。为了更好的从大脑结构上理解攻击行为，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类比，比如大脑和蘑菇是非常相似的。在大脑皮层下方的一个神经结构，它能迅速处理感觉信息，尤其是与潜在威胁相关的输入信息。这一区域相当于蘑菇柄的顶端，杏仁核连接并处理着大脑皮层和下丘脑之间的信息。
这一杏仁状的结构是感觉信息进入大脑的关键节点，包括那些从大脑皮层来的信息，比如做出的决定和其他高级信息。
下丘脑，位于丘脑沟以下，形成第三脑室下部的侧壁和底部。它是神经中枢、边缘系统、网状结构的重要联系点，垂体内分泌系统的激发处。位置在相当于蘑菇柄顶端的位置，该区域负责控制无意识的身体功能，比如调节心率、体温、呼吸、睡眠、注意力等过程，并释放激素到脑垂体。下丘脑也是感受情绪并发起攻击行为的区域。
脑干，类似于蘑菇柄，是大脑连接脊髓的区域，负责在两者之间传递信息。此外，我们还要知道人类大脑对称地分成了左右两个半球。以杏仁核为例，大脑的左右半球各存在一个杏仁核。正因为大脑存在多个控制攻击行为的脑区，大脑可以根据情况采取迅速或者缓慢的方式应对危险。
暴力行为的根源在一些在人体试验中，科学家发现杏仁核会控制强烈的暴力情绪。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西班牙神经科学家若泽·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加多（José Manuel Rodríguez Delgado）将一个电极埋置在一名女性的右侧杏仁核区域。这名女性本来安静地弹着吉他，但受到电刺激后，她立马停止了演奏，愤怒地将这些乐器扔掉，然后开始拍打周围的墙壁。其实，每当动物因强烈情绪而发起暴力行为时，是需要克服很多阻力的。
每当个体决定发起攻击时，就很可能会遭到对方的回击，这可能会导致攻击者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而当个体遇到危险逃跑时，则会产生严重的羞愧感。
当然，在大鼠和人类中，控制愤怒情绪和暴力行为的可能不只是杏仁核。有研究发现，大脑隔区的部分区域（皮层下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在雌鼠保护幼崽并赶走入侵者时会被激活。大脑隔区控制着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爆发性的愤怒，而且也会在性行为和其他奖赏活动中更加活跃。
上世纪50年代，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特·米尔纳（Peter Milner）发现，把电极埋置在大鼠大脑隔区时，大鼠会不断地按压控制电流的开关来刺激隔区，最多可达一小时5000次，直到大鼠精疲力竭为止。如果刺激人类的隔区会发生什么呢？当德尔加多刺激女性受试者的隔区时，她们会感受到性欲高涨，甚至达到性高潮。
在动物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终纹床核的神经元会在母性攻击中激活，并且还会表达去甲肾上腺素（一种和压力反应相关的化学物质）的受体。这一脑区连接了下丘脑，控制着自主神经反应和某些激素的释放，比如催产素和多巴胺，这些激素可以调节压力和情绪。同时，终纹床核也会接收来自大脑皮层的信息。
与攻击行为有关的神经回路可以来自高级或者低级脑区。
比如，前额叶皮层能够通过抑制或者刺激边缘系统，来压制冲动或者引起由高级认知处理区域控制的攻击行为。这种前额叶皮层引起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自下而上”的反应（对环境刺激迅速作出反射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察觉到突然飞过来的篮球就不具备任何高级的意识思考。无论是实验动物还是人类，如果前额叶到边缘系统的连接被削弱的话，那就可能很难控制住冲动行为。
大脑的奖赏中心包括了纹状体和伏隔核，这些区域也是多巴胺作用的地方，这些结构共同组成了控制攻击行为的另一部分神经回路。许多容易让人成瘾的药物，比如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和可卡因能够让大脑释放多巴胺，激活这些奖赏中心的神经回路。当一只雄性大鼠成功地把一只闯入者打败后，它还会不断地进行挑衅并尝试继续与其战斗。但如果用药物阻断这条信号通路，雄性大鼠就会停止发起攻击。
我们会从很多攻击行为中获得这种奖赏，比如上级控制行为、欺凌行为，甚至残忍的暴力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食物都会通过市场提供，因此会失去从杀戮行为中获得的快感，但是我们能通过如捕猎和钓鱼等娱乐活动弥补缺失的奖赏感受。
预测攻击行为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就是性别。根据2018年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数据，93%的罪犯都是男性。在动物界中，攻击行为和性别存在显著联系，说明暴力和性别的联系背后有很强的生物学基础。性激素对控制攻击行为的神经回路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哺乳动物还是灵长类动物，只要是社会型动物，雄性都会迫于自然选择的压力提升发起攻击行为的概率，以此来获得交配权，提升社交等级，掠夺更多食物，保护领地。
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同事研究了性行为和攻击行为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同一条神经回路可以在爱和恨两种对立的极端行为中都起作用。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性行为和攻击行为可能存在很多相同的特征。两种行为都能够激发个体强烈的反应，并且只要能完成这两种行为，都可以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
在自然界中，性行为和攻击行为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二者会被相似的环境和内在身体状态所影响，例如雄性动物在交配季节会更富攻击性。
科学界已经知道，交配行为可以被下丘脑攻击区域控制，而且用电刺激这一区域可以引起动物的交配和攻击行为。同样，当研究者使用Fos蛋白来鉴定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时，他们发现下丘脑的神经细胞在攻击和交配行为中都很活跃。
林大宇（音译，Dayu Lin）曾在安德森实验室做研究，现在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她也曾在小鼠实验中，在小鼠的下丘脑中埋置金属微电极。她发现在小鼠的攻击和交配行为中，下丘脑的神经细胞的放电次数会更多。此外，林大宇和安德森都发现，通过光纤内窥镜的手段激活小鼠的下丘脑细胞，小鼠会产生攻击或者交配行为，而改变神经细胞的放电频率还能切换这两种行为。
通过实验室的这些发现来探究残忍的杀戮行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桩惨案，让我们开始研究杀戮行为，这些研究或许能阻止悲剧重演。1966年8月1日，美国前海军军人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在枪杀自己的母亲后，用一把刀将妻子杀死，之后携带了3把刀、700发子弹和7把枪前往堪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座塔上。在那里，惠特曼使用枪支杀害了14人，另外造成超过30人受伤。
在他临死前，他要求对自己的大脑进行研究以探究他是否是患有精神疾病。
法医分析发现，杀手大脑中靠近杏仁核的区域存在一个小肿瘤（一种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精神疾病专家在鉴定报告中写道：“恶性脑瘤可能使得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不过这只是推测，专家们也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肿瘤是否导致了惠特曼的精神问题，让他发起大规模杀戮行为。毕竟，很多人也有脑部损伤或者脑肿瘤，但这些人没有成为暴力杀手。
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拉斯维加斯惨案的凶手斯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大脑存在异常。即使真的有病理学的证据，我们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脑部肿瘤和杀戮行为的因果关系。此外，麦克阿瑟暴力风险评估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具暴力攻击性。
还有一种可能是，帕多克的大脑中没有神经系统产生异常。
科学家在预测暴力性行为时，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年轻人、男性、药物滥用以及较低的社会经济基础。2003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女王大学的希瑟·斯图尔特（Heather Stuart） 写了一篇综述，他在文中指出，大概三分之一自述存在暴力行为的人没有被诊断出精神疾病。而与精神问题相关的暴力犯罪行为中，70%和药物滥用有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酒精和可卡因会对攻击行为相关的神经回路造成损伤，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是存在密切联系的。
50多年前，那些检查惠特曼大脑的专家们认为无法将脑肿瘤和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因为在当时科学家对该领域了解还非常少。
当时的报告指出：“根据我们对大脑功能现有的认知，我们还不能解释惠特曼在1966年发起的暴行，”报告还提到，“这个案件提醒我们，科学界需要进一步了解大脑功能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暴力和攻击性行为。”1966年，核磁共振成像（MRI）还不存在，神经科学也处于发展早期。
而现在，我们对攻击行为的神经科学基础有了的新理解，同时也诞生了新技术来开展神经科学研究，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揭开惠特曼暴行的谜团。
德国马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贝恩哈尔·博格特（Bernhard Bogerts）和同事利用MRI和CT扫描，检测了暴力型和非暴力型罪犯的大脑。他们发现暴力型罪犯会更容易出现大脑异常。例如，162名暴力型罪犯中有42%的人至少存在一个异常脑区，而在125名非暴力型罪犯中只有26%的人存在异常，而在52名普通人中，这个数字是8%。这些异常部位包括前额叶皮层、杏仁核以及其他控制杏仁核和下丘脑的区域。
与攻击行为相关的神经回路的发现可能会为解答相关问题提供新的答案，但同时也可能抛出新的问题。每个人的基因和经历并不一样，因此会在发育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神经回路，这或许是人类和实验动物会出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攻击行为的原因。另外，人类20岁时，前额叶皮层才能完全发育好，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担和成年人一样的刑事责任。
正因为像前额叶皮层这种区域的神经发育过程很缓慢，或许我们能够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席卷全美的校园枪击案。最终，我们可能会利用药物、精细手术、脑刺激以及其他方法来调控神经回路，以此减少暴力行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罪犯因为暴力行为被关押在监狱中，而他们的大脑确实有一定的异常，这对将来的法律判决提出了很大的道德挑战。
同时，我们在对精神疾病患者展开测试时，是否也需要使用包括头皮脑电（EEG）和大脑扫描的方法来找寻病理学特征？这可能也是惠特曼写下他的遗书时想要知道的，因此他才会在犯下血腥罪行后要求检查自己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