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下午，由知识分子、赛先生联合墨子沙龙联合主办的“科学精神中国行@墨子沙龙——争议中前行的转基因”主题活动在上海市图书馆落下帷幕。中国农业大学罗云波教授、复旦大学卢宝荣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分别就“转基因：天使还是魔鬼？”“转基因的前世今生”及“转基因的社会争议”等主题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随后，三位嘉宾还就转基因标识、转基因的社会共识以及我国所面临的转基因作物的现实，特别是在贸易战背景下“为什么还要美国进口大量转基因大豆？”等公众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标识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透明。各个国家确实有不同的方法：一个是自愿标识，一个是强制标识。自愿标识最典型的国家就是当初的美国。起初，美国采用自愿标识，标不标（识）由企业自己定，政府不做统一的规定。
实际上标识与不标识，确有国家要求强制的，但主要传播的不是“安全”的信息，而是一个“透明”的信，让消费者知道“你能够进行选择”。美国可能政府比较强势，他认为转基因食品基于科学评价是安全的，那么你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不强制标识。但未来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关切和尊敬消费者，美国还是趋向于要求企业进行标识。美国正在为标识做准备，我估计在今年或者明年年底会有具体的标识办法出台。
强制标识分两类，一类是定量标识，是指食品当中转基因成分达到一定的含量才需要标识，比如欧洲的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成分需要达到0.9%的阈值。还有日本也接受转基因的食品，为什么看不到标识？因为他们的标识也需要达到5%的阈值，无论是0.9%还是5%，现有的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都很难达到，我们转一个基因进去往往是沧海一粟，很难达到所谓的阈值。
由于一般转基因食品没有达到标识的阈值标准，到头来还是不标识，在欧洲看不到标识，在日本也看不到。此外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设有标识阈值，如韩国是3%、香港是1%、台湾是5%。
还有一类是强制标识，我们国家采用的是强制标识，只要是转基因的产品，不管检测没检测到转基因成分都需要标识。
我国的标识按照列表制，根据监管部门列出来五大类17种需要标识的列表例如转基因大豆生产的大豆油，即便检测不到转基因成分，也需要标识，而我们常见的木瓜它不在列表之内，所以它不需要标识。我们还需注意到：很多国家把标识作为一种科学传播的方式，不光是透明度，比如英国曾经的标识，标识的旁边还有一个小贴士，一个是表示本品是源自转基因，一个小贴士说利用转基因技术来做这个产品是为了节约能源、减少浪费。
给你一个小贴士，也便于大家了解转基因的科学意义。
实际上标识主要的目标还是让消费者有知情权，有了知情权以后公众就可以进行选择，算是一个透明的举措。美国和加拿大以前是自愿标识，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进行标识的，到现在正在酝酿，趋向于进行标识，但强制立法仍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时间，甚至推行起来也是一样有难度。提到定量标识，各个国家采取标识的量是不一样的。
按照中国目前的法规是属于“零容忍”，只要检测到转基因成分就必须要标识，主要原因是立法的过程中，当时的仪器没有达到现在的精确性，只能检测到有或没有，很难检测到量的差别。当时为了满足标识的制度，因而标识法规很快就出台了。
不同的国家对标识都有不同的阈值，也即是一个容许的量。罗教授讲到的欧盟是0.9%，即进入市场的产品转基因含量超过0.9%就必须要标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百分比？
我们在生产、运输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能产生无意识的混差，比如相邻的仓储，或者这个仓库曾经存储了转基因，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低水平的无意识混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认为，转基因标识问题不只是科学的问题，中间还牵涉了贸易、政治方面的问题。即使是最严格的欧盟也允许一定的“故障”，允许达到0.9%以内的混杂。像在日本和台湾允许5%的混杂，各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阈值。
这个阈值并没有意味着安全或不安全，所有标识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国家之所以对它进行标识，就是告诉你这个产品是经过生物安全评价的，只有获得安全证书才进入生产线进行生产。大家看见了标识，“本品有含有转基因XXX作物”，是告诉你们这个产品含有转基因，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否则国家觉得它有风险，绝对不会推向市场的。因此，不要一看见有转基因标识的产品就害怕。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设定的阈值不一样呢？这是根据这个国家对进口有多大依赖程度。日本如果采用欧盟0.9的阈值，那将导致日本几乎没啥吃的，因为日本大量食品要依靠进口。与日本相似，主要依靠进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设定阈值就相对要高一点。可见，这一切不只是科学的问题，中间还牵涉了贸易的问题，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对转基因标识要有全面的了解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国不只是生产或进口转基因产品，还要让你们知情，不像美国，政府说行就可以用了，不会做更多的解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不仅生产产品，还让老百姓有个大致的了解，也有知情权，政府也会经常出来进行一些风险的沟通。
其实不只是两类，根据我们调查，现在有一些明确的是反对转基因的，有一些是明确支持的，但中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不持态度的：对它不了解，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支持还是反对，属于待定状态。
当然这三个群体里面也会有相互的流动与态度的转变。2014年12月，“美国智平方”（IQ2US）辩论平台组织了一场是否应该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辩论，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的两方各有两位科学家，面对公众就转基因食品的利弊进行公开辩论。辩论非常精彩，辩论前后举办方对现场观众的转基因态度进行了调查。辩论前，赞同转基因和反对转基因的人分别为32%和30%，还有38%的观众未定态度。
辩论后，赞同转基因的观众比例增加到60%。根据规则，辩论以支持转基因一方的科学家获胜而结束。
为什么我们学者要主动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和交流互动？主要是因为各种公众触手可及的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不实的、跟事实相悖、基于阴谋论式想象的内容，这些内容对民众的误导是比较深的，需要有高公信力的科学家和学者站出来进行正本清源。当然，将民众与科学家进行简单区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相对的。
在转基因问题上，不少民众通过持续关注和阅读，其所掌握的知识，可能比一个非生物领域的科学家还要多。事实上，学者本身也是民众的一部分。长期来看，一方面随着对转基因越来越关切，我们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转基因，通过这些能够提升我们判断的能力。此外，随着公众对国家、科学家群体整体信任的不断提升，我们要理解每个人对某种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而非必须与我们所认为的“正确”的看法一致。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在提供和厘清基本事实是方面，政府、科学家、学者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反转并不仅仅是因为误解，有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些利益和价值观等其它因素。我们判断，在2016年我国转基因的负面舆论已经触底，以后社会总体上对转基因的接受度应该会逐渐提高。但这个变化的快慢却不好说，取决于诸多因素。
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的核心技术之一，我们国家不仅是农业大国，还是人口大国。
我们可以没有手机，但是一定不可以没有吃的。生物技术是现代农业的核心，转基因技术又是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核心中的核心。谈到大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大豆的进口量、依存度是越来越高，大概每年消耗的大豆是1亿吨，其中我们国家自己在东北生产的大豆在15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超过80%的大豆是需要进口的，最高年份需要进口9000万吨大豆，依存度很高。
提到贸易战，现在我们进口的大豆几乎一半来自美国，如果我们不从美国进口大豆，转而从巴西、阿根廷这些种植大豆的南美国家进口，对美国显然是很大的打击，因为美国农民生产大豆就是要卖给我们。但问题是，南美的产量基本上补不齐美国的缺口，他们没有那么多量，往往发现他们从美国进口大豆，然后再加价卖给我们，成了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最多只有1500万吨？因为我们大豆生产成本太高，品质也不及美国。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美国、南美的大豆都是从我们这引去的，过去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要拼大豆美国和南美是拼不过我们的。但自从有了核心技术，大豆有了基因技术，美国不断改善大豆的性状，育成新品种，并以低价格、高品质进口到中国的时候，对国产大豆的冲击非常大。我们的农民赚不到钱就不种了，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指责农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教授罗云波指出，中国倘若玉米也重复了大豆的故事，粮食安全状况就会非常被动。国家为了维系国产大豆，提出了大豆振兴计划，这是因为国家看到如果在失去大豆种植的人群和土地的同时，倘若国外也不卖给我们大豆了，我们就会失去大豆的供给。我们如果制裁美国大豆，弄得不好也会让我们自己非常难受，贸易战没有赢家。现在回过头看，如果当初我们自己发展转基因大豆，是不是现在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个结论从转基因棉花上就可以得到印证。过去，96%的转基因棉花种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自从有了我们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以后，美国的抗虫棉全部退出中国，因为美国的成本比较高，而我们在劳动力等各方面的成本也比他低，竞争力显然更强。现在如果再来做转基因大豆，显然已经失去了机会，这就是两个很鲜明的例子。
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就会稳操胜券，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就很被动。
现在，我们的玉米也处在这样一个关口，国外转基因的玉米，品质、产量都比我们的好，倘若玉米也重复了大豆的故事，那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就会非常被动。玉米可不是大豆，少吃点油、少吃点肉（大豆蛋白是猪肉蛋白饲料的主要来源）还过得去。一旦国产玉米也被挤压得每年只能生产一点点，全靠国外进口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提到大豆振兴计划，为什么要振兴大豆？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农业起源与驯化的作物中，像大豆、水稻、小米这些农作物都起源于中国，我们为全世界贡献了好几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我们本来是觉得非常骄傲的，记得我小时候唱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松花江上》，这首歌的开头就提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振兴大豆振兴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掌握最核心的技术，没有生产出像美国、南美那么好的大豆。
刚才罗教授也提到，比来比去，美国产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品质还很好，特点也很鲜明。
大豆有很多种类型，我们国家种的大豆主要用来做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及用作蔬菜，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酒酿毛豆。而美国生产的大豆主要是用来榨油，含油量非常高，我们的大豆现在还做不到。
美国大豆在两个方面可以取胜：第一个是品质，在含油量的品质上，美国利用转基因和其他分子生物育种技术，把大豆品质做的非常好；其次，美国通过利用抗除草剂使用技术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在巴西、美国，有时一家农户要经营几百亩、上千亩，甚至好几千亩的土地，他们可以用机械化的方式来耕种。
特别是在除草方面，我们都熟悉的《锄禾》一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说的就是辛苦的除草，杂草危害也是夺取农作物高产的最大害处之一。提到美国使用的除草剂——草甘膦，它是目前一种比较安全、低毒的除草剂。将一个能够抗草甘膦除草剂的基因转到大豆里面，就可以使大豆在品质好的前提下，又节约大量的劳动成本，所以美国一家农户可以经营上千亩的土地来生产。
而我们国家主要依靠人工劳动力，最多像我国东北那样，达到一家农户有十几亩地的非常少见，通常一家农户也就是经营几亩地，在价格上最终是竞争不过美国的，这也就造成了我国必须要进口大量的大豆。
在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核心技术，我们永远都要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我们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了，能够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同样的大豆，才能真正完全独立于其他的国家，为我们生产最好的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