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小说家和政府科技官员的英国人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
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今年适逢斯诺演讲发表60周年，《中国科学报》为此开辟了“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笔者也应邀撰写了两篇短文。
现将两文合一，略加整饰并配图，作为“左图右史”系列之一推送。
有关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显罢了。古希腊的许多哲人都是文理不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能将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四门学艺，顺序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加上语法、逻辑（雄辩）和修辞，构成古希腊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西方学者一般把四门学艺溯源到公元前5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后者认为数是万物之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到毕达哥拉斯主张天文与音乐是一对与数学有关的兄弟学科，前者为眼睛而生，后者为耳朵而生。
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等古典拉丁作家都留下了论述，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全面掌握这七种“自由艺术”。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波埃修（Boethius，480-524）首先使用拉丁文Quadrivium表示算术等“四艺”，还分别为它们撰写了入门读物。过了200多年，另一个对应词汇Trivium现身拉丁语世界，用来表示语法等文科“三艺”。
在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或类似学校中，“三艺”为初级学艺，“四艺”为进阶课程。今日英语中表示“琐碎”、“次要”的单词trivial，就脱胎于这种中世纪的知识划分。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大学，同时数学、力学、光学、天文学以及医学都获得新的发展，其结果是学科专业化与学术割据的出现，教授与学习“四艺”的人，自认为高出文科学者一等。
文艺复兴常被人说成是一场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全方位回归，包括古代科学在内。但也有研究者恰当地指出，在大学里，早期的文艺复兴主要体现是三种初级学艺对四种高级学艺的反叛，也就是那些教授正规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不甘充当配角的教书匠们对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反叛。这些人被称为“语文主义者”（umanisti），其主要诉求是恢复古代语言文字的纯正风格。
后来不知怎么同“人文主义者”混淆了，其实“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是19世纪的发明。在14-15世纪意大利的语境中，“语文主义者”指的就是钻研语言文字这门学问的人，它与“人文”、“人性”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西塞罗，他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语言，有教养的人必然是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是一位诗人，作为意大利人却长期居住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当时法国王室势力强大而专横，竟至干预罗马天主教廷的事务。1309年法国籍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把教廷从梵蒂冈迁到阿维尼翁。彼得拉克终生梦想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荣光，他厌恶大学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对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们使用的优雅语言顶礼膜拜。
他本人曾发现西塞罗和李维的若干作品，还试图学习希腊文。他的努力带动了后来的人文学者从修道院发掘古代文献的热潮。彼得拉克还曾公开地批评医学，在一篇名为《对医生的指责》的文章中，他用刻薄的语言挖苦医生：“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伺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的大当家洛伦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揭示了一个有趣现象：他发现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瞧不起帕多瓦的一些大师们，认为后者的见解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
实际上洛伦佐揭示了文艺复兴盛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分别以佛罗伦萨与帕多瓦这两所城市为据点：前者是以“回到柏拉图”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们；后者是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医生和科学家们。
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产物是科学进步论，被称为法国大革命“擎炬人”的孔多塞（Marquis of Condorcet，1743-1794）是这一观念的鼓吹者。
他幻想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感情干扰而迈入纯理性王国。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充满信心，尽管他的写作是在大革命的恐怖气氛中完成的。稍后则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提出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承接孔多塞与其他启蒙大师的余绪。
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是由神灵或上帝主导的，这是神学阶段；然后哲学和理性登场，这是第二个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实证阶段，此时科学和数学统御人类的精神世界。与实证阶段的精神生活对应的物质世界则是工业社会。
科学革命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就，使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科学必然导致进步的观点，孔德的实证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从不同角度呼应了科学进步论。孔德与斯宾塞的信徒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可以说是这种思潮在科学界的重要代表，他1892年出版的《科学的规范》，充分显示了科学家对哲学家的优越感。
皮尔逊嘲讽康德发现宇宙被创造只是为了使人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可以表现的场所，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就来“说明”宇宙。他写道：“诗人可以用庄严崇高的语言给我们叙述宇宙的起源和意义，但是归根结底，它将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我们关于和谐与美的观念”；“黑格尔哲学威胁要在德国压制幼稚的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与此相反，18-19世纪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恰恰出于对“进步”这一观念的质疑，典型的例子是他们关于文艺复兴的价值判断。在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各类科学进步论的拥趸们那里，文艺复兴无疑是进步的，中世纪当然就是黑暗的或停滞的。
上文提到，某些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科学史家，对这种为了抬高文艺复兴而把中世纪说得一团漆黑的说辞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存在着理性与逻辑的成分，而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或抑制了这种足以导向近代科学的因素。不过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同样出于对中世纪的推崇，他们摈弃理性而诉诸信仰来否定文艺复兴。质言之，他们赞美那个有着共同信仰基础、注重个人精神生活、前仆后继协力建造大教堂的时代。
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耽溺于感官享受而漠视灵魂的救赎，因此是堕落的。
19世纪，随着“科学”（science）取代“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科学家”（scientists）这个新词在维多利亚英国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的指称。围绕着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科学与文化的两途分立显得愈加清晰起来。
1867年，时任英国教育部皇家督学、被称为“人文主义传统在英国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其告别牛津诗学讲座教席的演讲《文化及其敌人》中，表达了对古典人文传统日渐式微的忧虑，并激烈批评功利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改革。
1869年他又出版了措辞更加尖锐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书中对英国人所“尊崇的机械与物质文明”，和使得“人性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的文化之间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人类“对机器的信仰已经到了与它要服务的目的荒谬地不相称的地步”。
1880年,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在伯明翰大学的前身梅森理学院发表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提出要为那些希望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提供系统的科学教育，批评传统的古典人文教育浪费了青年学子的光阴；又说科学不但为人类带来物质利益，而且足以承担阿诺德所珍视的“对生活的批评”的角色，因此“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如果脱离物理科学的成果，不论民族还是个人都不会真的前进”。
1882年，阿诺德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说，显然是直接回应赫胥黎有关科学代替文学实现道德教化的说辞，他指出一个繁荣国家的公民必须理解人类所思所言的最好东西,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东方以及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在这方面，恰恰是文学而不是物质化的科学为人类指示了行为的意义和审美的标准。因此，“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道德理解提供支点。
”翌年赫胥黎又在同一地点作了有关生物进化论的演说。
近代从学理上最接近“两种文化”分野表述的，来自19世纪末德国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学术分类问题阐述自己的历史哲学，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与历史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这两种基本对立。
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物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需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
这样他就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典型的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
其他一些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之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属于“半科学的历史学”，因为它们要求价值判断并考虑一般化的问题；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则属于“半历史的自然科学”，因为它们不诉诸价值判断并考虑个体化的问题。
1923年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在相当程度上也可看做一场有关“两种文化”的论战。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众多大佬和学术新星陆续登场，演绎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为壮观的一幕大戏。不过，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知“赛先生”为何物的国度，“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共鸣。就科学阵营的大将们而言，对“科学”的任何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大旗，因此必须予以痛击；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反差。
结果是，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
由此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由来已久，斯诺只不过是用简洁明快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
斯诺演讲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思想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议题。追溯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激荡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两大文化群体之间的分歧，也包孕着历史上不同人群在理性与非理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价值与功利、物质与精神、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等方面相异而互补的立场。
对这些故事的回顾与反思，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仍然不失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