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三十多岁的辛迪和她的同性伴侣决定要个孩子。精子银行成为了她们的目标。她们俩花了数小时研究精子捐赠者的个人资料，最终选择了一位医疗档案上没有什么疾病、家人也几乎没有健康问题的男性。他是一位匿名捐精者，她们只知道他的标识号码。辛迪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之后，这对伴侣决定再次使用同一个捐赠者的精子来受孕——很快，第二个儿子也降生了。
对于想要生育后代的夫妇来说，如果男性罹患无精、弱精症，精子库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全国批准设立的精子库有20多家，根据规定，这些精子库严格禁止商业化运营。国外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精子银行多是商业机构。购买者可以看到捐赠者的信息，选择心仪的精子进行授精。但就像网店卖家可能发错货一样，如果精子银行给错了精子，应该怎么办？
等两个男孩长大一些后，他们将精子捐献者的识别号码输入到在线数据库中，找到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最终，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决定让他们全都进行一次 DNA 测试。测试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辛迪的儿子们和其他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结果发现，精子银行出售给她的精子，不是来自那个她精心挑选的男人，而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捐赠者。
她找出了这个捐赠者的身份，发现他的病史并不干净——祖父患有阿兹海默症，祖母和外祖母一位在60岁时死于脑癌，另一位则死于心脏病。
有专家估计，在美国，每年通过人工授精出生的儿童可能多达60000人，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官方的统计。而且，也没有人追踪过，有多少人发现自己购买的精子不是来自他们选择的捐赠者。但是，在这个消费级DNA测试流行的年代，“买错精子”这样的轶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长们，或者有时是通过捐赠的精子出生的孩子们，发现精子银行或生育诊所给的精子不对——而这时往往已经过了几十年。
这些不断累积的案例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精子银行和生育诊所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圣地亚哥大学卫生法政策与生物伦理中心主任多夫·福克斯（Dov Fox）说，“但这些事情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为普遍。”他补充道：“精子银行受到的监管非常少，而且许多精子银行还在使用过时的标记方法来标记精子样本，例如纸和笔；所以弄错或混淆样本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预见的。”
梅丽莎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单身母亲，她在 21 岁的女儿进行了 DNA 测试后发现，纽约市的一家生育诊所 Repro Lab Inc. 当年给错了精子。她女儿的DNA匹配到了一位同父异母的人，并知道了那位匿名捐赠者的识别号码——这个人并不是梅丽莎几十年前在诊所选择的捐赠者。梅丽莎说：“他们给错了捐赠者的精子。而且，如果我女儿没接受DNA检测，我根本不可能发现。”
2014年，居住在俄亥俄州的詹妮弗·克拉布雷特，起诉了位于芝加哥地区的中西部精子银行（Midwest Sperm Bank）。此前，她得知，她与她的女性伴侣从精子银行得到的精子，并非来自她们所选择的捐赠者。的确，这对伴侣的孩子显然是混血儿，而她们选择的捐赠者却与她们同样都是白人。诉讼声称，该精子银行的精子瓶号码是用笔和墨水写的，记录并没有上传到电脑上。但法官驳回了这项诉讼。
法官认为，这不是“不当出生”，因为克拉布雷特的孩子没有健康问题。
虽然 FDA 的确监管生殖组织，例如精子和卵子，但它的监管范围仅限于预防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FDA发言人斯蒂芬妮·卡卡莫（Stephanie Caccomo）表示，FDA不监管选择捐精者的过程，它只确保捐精者满足健康状态或年龄等基本要求。
在七、八十年代期间，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生殖医生使用了他自己的精子——而不是患者丈夫或匿名捐赠者的精子，让至少46名女性受孕。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Cline）医生承认了两项重罪指控，并承认他曾为使用自己的精子让患者怀孕一事，向州调查员撒谎。他的医疗执照被吊销，同时被判缓刑一年。州检察官表示，由于州法律没有禁止这种行为，他们无法提出更严厉的诉讼。
怀特和一些他最近发现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推动印第安纳州把“生育欺诈”定为重罪。该措施于六月初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律涵盖了涉及医疗程序、药物以及像精子、卵子和胚胎这样的人类生殖组织的欺诈案件。若罪名成立，被告将被处以6个月至2年半的徒刑，最高罚款10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