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卡茜·林恩·奥斯丁（Kathi Lynn Austin）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第一次看见了犀牛的尸体。庞大的犀牛尸体摊在草丛中，皮开肉绽，流出的血已经凝固成一片黑红。犀牛角已经被割走，只留下脸上粗糙的刀痕。开始腐烂的尸体散发出难以形容的气味，卡茜用围巾捂紧了嘴和鼻子。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幅场景。他们用金属探测器扫了扫犀牛的尸体，从里面掏出弹壳，递给卡茜。
这是一颗.458口径的子弹。民间武装组织常用的AK47，子弹口径只有.30；而这种大口径的子弹，一般出自威力巨大的来复猎枪，业界称为“big game rifle”。使用相同子弹的温彻斯特麦格农（Winchester Magnum），在北美被用于猎杀最危险的棕熊；只需一枪，就足以让皮糙肉厚的犀牛惨死。特殊的子弹，意味着特殊的枪械——这并不是普通的猎杀。卡茜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卡茜脚下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位于南非北部，面积有一万九千平方公里，东部紧靠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国境线，北部与津巴布韦接壤。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白犀牛栖息地，大约有五千头白犀牛，逡巡在这个比北京略大一些的国家公园里。然而，这里的犀牛盗猎活动却异常猖獗。数量不少的盗猎者活跃在三国接壤的克鲁克斯角（Crooks Corner），躲避来自各国政府的搜查。
2007年至2014年，南非犀牛盗猎数量猛增了900倍，单单2014年一年，就有1215头犀牛命丧黄泉。要杀犀取角，其实很简单。犀牛们总是在一个地方排便，盗猎者只需要找到粪便，守株待兔，扣下扳机。被认为“有药用价值”的犀牛角，在黑市上最高可以卖到6万美元一磅，这足以让任何人为了它铤而走险；而盗猎所得的财富，成为了周边恐怖组织和地方军阀的财产来源。
2015年，卡茜受动物保护组织和反盗猎组织的委托来到了南非。她不是冲着盗猎者本身来的——在置犀牛于死地的子弹和枪里，藏着她想要的线索。卡茜·林恩·奥斯丁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上。她三十年前加入了联合国相关机构，协助调查国际军火贸易，并成为了武器禁运方面的专家。平日一副休闲打扮，模样人畜无害的她，总能成功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谈笑中把这些沾满人血的交易和盘托出。
虽然年逾花甲，但卡茜依然身手矫健、目光犀利、语速极快。她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些.458和另外一些.375的来复枪子弹，又在周围搜寻了一番。不远的灌木丛中，躺着一个装枪的纸盒子，上面写着“Ceska Zbrojovka”。这是一把来自捷克厂商CZUB的猎枪。这种运动猎枪常常以“体育用品”的名义流通。它们难以监管，一击致命，又不易引起怀疑，逐渐取代了AK47，成为了盗猎者的首选。
即使收缴，也让相关部门毫无办法。
当地巡警把卡茜带进了警察局的一个仓库，架子上堆满了零散收缴上来的猎枪，有的几乎还是全新的。几乎所有的枪都来自同一个生产商；也如她所料，猎枪上都装上了消音器，定是盗猎者所为。她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记下了所有枪支的序列号，发现其中有大量连号。经验丰富的卡茜当即断定，这绝对不是零散的行为，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枪支贩卖，而且毫无疑问，目标就是犀牛盗猎和利益丰厚的犀牛角贸易。
这些枪是怎么漂洋过海，从东欧小国辗转来到南半球的？卡茜决定远赴欧洲，顺着供应链，查出这些猎枪的来龙去脉。为了保存资料，她会带着摄影师，录下与各方的交谈；而有时候，则是孤身一人混入枪支交易的现场，包里装着隐藏摄像机和录音机。
她首先去到了德国的一个运动枪支的交易会上，在数不清的供应商和买家之间，寻找着可能与非洲市场相关的代理；又长途跋涉来到了捷克小城Uhersky Brod，在工厂后院拿着序列号，追问这些枪支的下落。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差使，许多人都对她的询问不置可否。“我们不会做任何非法的交易。”CZUB的非洲区负责人告诉她，“有可能都是被偷的。”很明显，厂商不愿承担责任。
但是，超过90%的盗猎枪支都是从这里成批流出的，数量巨大，绝对不是零敲碎打的偷窃可以做到。
在一遍遍不厌其烦的调查中，她了解到，序列号指向的这批枪支，原本是给美国市场定制的，有一些枪上还刻着“CZ-USA，Kansas”，由美国分公司负责营销。在拉斯维加斯的枪支交易会上，她发现来自捷克和美国的公司代表，在和非洲代表会面；线人曝给她的邮件也显示，这些人对犀牛盗猎并非毫不知情。
就这样，满载枪支的货箱在出了捷克之后，来到葡萄牙的里斯本港口。本应该从这里远渡大西洋的货箱，却在这里偷偷调转了方向，飞向葡萄牙的前殖民地莫桑比克。枪支来到莫桑比克之后，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和警察收受贿赂，为枪支买卖提供了方便；然后，这些枪支便经由国境线上的代理人，流向各处的枪贩子，枪贩子再卖给盗猎者；参与买卖的，还有当地政府官员，野生动物园管理方，乃至安保公司。
有时候，从枪支出厂，到在边境线上流通，只花去了一周的时间，最多不到一个月。然后各方再从销售犀牛角的利益中层层盘剥，分得一杯羹。每一环的买卖，都浸透了犀牛的鲜血。
卡茜把这条供应链称为“犀牛-来复辛迪加”（Rhino Rifle Syndicate），利益链环环相扣；而想要打破这个链条，需要数个国家的监管部门联合。
但每个国家政府的态度，都是“只扫门前雪”——更何况，里面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利益交换，乃至纵容包庇。2015年10月，卡茜从线人那里得到了消息——有一个集装箱的枪支，正通过葡萄牙准备运往莫桑比克。她当即登上前往里斯本的航班，花了5个小时，试图说服葡萄牙当地政府收缴这个集装箱。“我们的确有收缴的证据，”当地负责人说，“但我们需要南非政府的官方证明。
”然而，卡茜发给南非国家公园、反盗猎机构乃至政府官员的电话、短信、邮件，全部都石沉大海。
南非政府和国家公园一直宣称在和盗猎者做斗争，甚至喊出了“为了保护动物，我们得杀人”的口号。但是在卡茜看来，这些都没用。他们把犀牛盗猎定性为盗猎者的个人行为，然而却长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武器流通，到犀牛角买卖，再到消息散布，全都是有组织、有计谋的；而顺藤摸瓜，一定会揪出背后的盗猎头目和武器贩子。
而这些掌握贸易通路的头目们，哪一个不是闪转腾挪于国境线上，手里握着各路权贵、乃至政府要员的电话号码？“最糟糕的罪犯并不是普通的盗猎者，而是藏在背后的主使。”实际上，不管是犀牛角，还是象牙、穿山甲、虎皮，都绝对不仅仅是某几个盗猎者一时的利益熏心。跨国的犯罪集团大量地参与到了这类型的交易中，形成了成熟的上下游。而这些集团，又和洗钱、人口贩卖、贩毒等等活动脱不开干系。
盗猎的藤蔓早已深入政治活动的肌理，仅仅靠口号、警力和花样翻新的反盗猎技术，根本触及不到本质。
坐在回莫桑比克马普托的飞机上，她想到了放弃。在同一班航班的货舱里，有整整一箱来复枪，其中有16支，后来又在盗猎犀牛的现场被发现。卡茜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她又花了三年，细细梳理了这条枪支贩卖线路上的种种线索，在布拉格、拉斯维加斯、里斯本、马普托，以及克鲁克斯角之间往返了数次。
她一边与当地专家、动保活动者访谈，一边乔庄混入交易场所，偷偷录下了与盗猎者以及枪贩子的对话。她把一切写在了一份长达80页的报告里，并与南非Carte Blanche电视台合作，把所有影像资料剪成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和报告的名字，叫《溯枪而上》（Follow the Guns）。
纪录片推出之后反响强烈，并获得了南非电影电视奖的提名。
同时，她不断联系各国的法律机构，呈交调查结果以及相关证据，希望能够推动官方做出动作。2019年4月，她和她的NGO团队于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的最后，向包括南非、葡萄牙、美国、捷克和莫桑比克政府、各个厂商和中间商在内的所有相关机构，逐条列出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大到司法调查，小到销毁可能会再次进入流通的枪支。好消息不多，但也正在慢慢传来。
美国联邦政府在接到相关证据之后开始调查，莫桑比克政府在武器交易的国际条例上签了字，南非警方也开始了追捕工作——虽然在卡茜看来，这一切还相当不确定。2018年，最后一头北白犀在苏丹死亡；按照现在的速度，南白犀从地球上消失，也用不了10年。留给犀牛的时间不多了。
2019年，“完成了一切能做的事”，她终于回到了弗吉尼亚的老家。与枪贩子打了三十多年交道，59岁的她，终于到了要退休的年纪。
她曾经在卢旺达大屠杀时与军队头目对峙，在旅行禁令时期潜入叙利亚取证。她曾经花了15年，满世界追查臭名昭著的军火头目维克多·布特（Viktor Bout），追到了刚果热带雨林里的一个飞机跑道上。他的武器，装满了整整26个飞机集装箱。在与军火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只有一个底线：自己绝对不会开枪。然而退休之前，她还是犯了三十多年的戒。
在马普托的一个射击场，她见到了当地枪支交易的头目约翰·斯托尔茨（Johan Stoltz）。这个人手里不仅有大量的枪，还握着国境线所有枪贩子和盗猎头目的联系方式，同时又与莫桑比克的政府官员交好。背景调查显示，这个人甚至和跨国恐怖组织和贩毒组织有来往，在国境线周围运营着不少洗钱网络。她需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从他那儿套出他的客户名单。他邀请她到射击场来一发。
一如往常穿着牛仔裤和鹿皮靴的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轻松一些，免得露馅。她接过他递来的枪。“枪头朝上，”她对自己默念道，“不然一定会被踢出去。”斯托尔茨拿着枪。他身边的所有人——他的线人、下属、生意伙伴们——都拿着枪。她微笑着扣下了扳机。“那是我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