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对于当前开展学术监督的必要性，经历最近几年的监管实践和舆情教育，政界、学界等已达成广泛共识，态度趋于一致。
当前学术监督呈现出某种新特点，并已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监督方法和体系，为重塑学术监督的权威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姑且称之为学术监督的新范式。
“范式”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其主要的内涵“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即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
依据科学史的大量例证，库恩指出，各种形式的例外是造成范式转移的重要起因，而范式的转移则通常意味着科学革命的发生。
科学史上早期的学术监督，更多依靠的是学者们的自律，但也有例外。例如，在人造金刚石的发现中，英国人霍尼因其过于年轻而失去了一次学术造假“成名”的机会，法国人莫瓦桑则幸运地承担了这项“历史荣誉”。尽管彼时科学共同体对其“人造金刚石”的发现有所保留，但毕竟“学界共识”逐渐成为学术监督新宠已是大势所趋。
今天，仅仅依靠“个体自律、学界共识”的学术监督范式亦不适合当前的形势。用“范式”的初始涵义研究学术监督，就会发现其正在发生的转移。而这意味着新学术监督范式的“诞生”。
在中办国办2018年5月30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坚持行政、学术两条线”，针对的是此前学术行政搅在一起，拎不清、难服众的“行政学术一条线”，甚至以行政代替学术做决断的现象。
套用范式，即指国内自2007年起形成的学术监督，是“机构主导、学界共识、个体自律”。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与行政往往是一条线、重合线，进而产生自己监督自己的弊端。
上述《意见》自颁布以来，国内学术监督正努力向新的范式跃迁，即“政府主导、学界共识、机构主责、个体自律”，其隐含的信息是，国家在构建强大社会信用治理体系下出手规范学术治理的模式。
此范式已有端倪。2017年处置“107篇论文撤稿事件”中，中国科协发声约谈、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动调查；惩戒学术不端等内容也首次进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等。学界、研究机构、国家部委越来越多地联动，显示新范式的号角已然此起彼伏。
在这个意义上，新范式的特点是矩阵式互动，学术、行政则既平行，也相交。在新的范式语境下，政府从首尾两端入手，给出治理目标，分清责任体系，祭出惩戒举措。
学术共同体需要从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入手，把各领域和学科的诚信规则制定出来，把学界的探索和机构的实际需求统一成具体的概念、成文的规矩。
机构需要从教育和判例入手，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展示给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同时要积极引用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作为制定规则的依据。
每一位从事科研工作的个体，则要从签署承诺、接受教育、遵从事实、合作协商、分享成果、违约受惩等具体环节切入，把诚信贯穿于科研流程的始终。
这种新范式在促使我们制定学术监督的规则时，把诚信研究者的理论探讨、科技工作者的具体实践、科技管理者的实际需要和政府治理者的惩治决心统一起来；也要求我们在开展学术调查的过程中，把专家治组的精神、同行评议的共识、科研过程的原貌和被投诉人自证清白的材料结合起来；在判定学术不端行为时，把故意、知晓、不计后果的不端行为同诚实性错误、偶然失当行为区分开来；在严惩严重不端行为时，把门户之见的盘算、息事宁人的退让、点到为止的行动同推进科技进步、回应社会关切、维护单位声誉、警示后学的责任对立起来。
同样，在新范式的条件下，一个学术机构的学术监督要形成一盘棋。学术委员会或专门成立的科研道德委员会等组织，要担起学术监督的主要责任，主动参与本机构的学风塑造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学术调查中敢于出手、表明立场。
监督部门要对学术监督的信息来源进行梳理分类，立案上报、有案必查、件件落实。同时，还要建设一支专业化的诚信专员队伍，推进学术调查的业务学习，打造学术监督的尖兵。
人事、行政、纪律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对学术监督部门移交的线索进行分类处置，依法依规对严重学术不端行为人进行惩处，织密学术监督的网络。
惟其如此，学术监督的权威方能立得住、站得稳，经得起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