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Science杂志刊发题为“全球各地公民诚信”（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的论文，介绍一项在40个国家进行的大规模行为实验，其中显示中国对遗失物品发电子邮件提醒的比例最低。提醒率低能说明中国人不诚实吗？可能并不是这样。笔者通过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作时间越长，提醒遗失物品的比例就越低。
或许，这可以说明，中国提醒比例低并非因为不诚信，而是太忙了。
在Science论文的实验设计中，研究人员假扮外国游客将钱包（有些装钱有些没装钱）交到酒店、银行、博物馆、邮局等工作人员手中，看有多少人会根据名片上提供的电子邮箱（名片上没有电话和地址）主动联系失主。文中配图列出了各国对遗失物品的提醒率，如图1所示。中国对没装钱钱包的提醒率只有大约7%，排在最后一位。
虽然文章重点在于讨论钱数多少对提醒率的影响，但毕竟把各国排序列出，大剌剌倒数第一对国人还是相当刺眼，尤其是作者还把这个失物提醒率定义为公民诚信。
论文刊出后迅速引起了广大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关注和争论。大家对于数据本身并无异议，主要质疑失物提醒率是否真能反映一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很多人提出，这个研究中没有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包括很多人不喜欢用电子邮箱、习惯自行领取失物而非主动联系失主、透明塑料壳“钱包”样子太古怪等等，尤其是虽然没有提醒，但并不代表就私自占有了这些钱包。不过，这些合理质疑暂时缺乏数据支撑，难以给出有力的反驳。
当人们工作了一整天，面对一个只有电子邮箱一种联系方式的失物，与其等人来取，还会主动花时间来通知失主吗？其他国家的上班族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了其成员国的就业人员平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数据，出现在本实验中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23个国家，在2013-2016年（实验开展年份）期间，墨西哥的人均年实际工作小时数最高，为2139小时，德国最低1366小时。
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了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周实际工作时间数据，2013-2016年为46.2小时，折算成年数据为2356小时，比OECD成员国最高的墨西哥还要高217小时，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天还要多工作近1个小时。
我们把工作时长和提醒率绘制在同一张图中，如图2。其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对应的横坐标为该国就业人员人均年工作小时数，纵坐标为实验中的失物提醒率。
仅通过观察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点从左上到右下倾斜分布，表示整体而言如果一个国家人均工作时长越长，其在实验中发邮件提醒失主的比例就越低。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描述，我们计算了二者的相关性系数。相关性系数取值在-1到1之间，越接近1表示越正相关，越接近-1越负相关。计算工作时长和失物提醒率的相关性系数为-0.74，表示二者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即工作时间越长，提醒率越低。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图2中用来拟合二者关系的橙色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约为-0.05，表示一个国家的人均年工作时间多1个小时，在实验中提醒失主的次数就会降低0.05个百分点。此外，图中的回归线描述了工作时长对提醒率的影响大小，但不是每个点都正好落在回归线上，偏离的部分是由其他因素所造成的。
其中工作时长所决定部分的比例可以由R2统计量来度量，计算为55.4%，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国家间失物提醒率差异可以由工作时长来解释。
由此可知，工作时间越长，则提醒遗失物品的比例就越低，这是在所有国家中都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而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又是最长的，所以，中国人较少提醒失主，可能并不是不诚信，而是太忙了。当然，也应当正视中国的失物提醒率确实很低的现实，毕竟剔除繁忙因素后，仍低于回归线一定距离。
这除了有国人不太多喜欢用电子邮箱等客观因素外，是否有其他的原因也值得国人反思。而且，即使群体有群体的特征，个体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其实，Science文章通过大规模行为实验，得到各国失物提醒率的差异，并发现装钱钱包的提醒率高于未装钱钱包的有趣现象，是非常有价值的。只是作者在讨论中没有从繁忙程度等角度很好地解释各国失物提醒的差异，却将之与公民诚信等价起来，才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
所以，我们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应当秉持客观立场，严谨地呈现实验结果，多分析和解释现象及现象间的关系，而尽量避免做公民诚信的价值判断。另外，对于一些我们不太能接受的研究结果，少些下意识的抵制，多些理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