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当代物理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41年，彭先生在流亡英国爱丁堡的玻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助理教授，成为海特勒和薛定谔的同事，直到1947年返回中国。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学系有一位物理学界的名人，法国人Cécile DeWitt-Morette教授，研究引力、量子力学路径积分和数学物理。
Cécile生于1922年，是诺曼底人，在当地的卡昂大学毕业后，去巴黎大学读硕士。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那天，作了非常疯狂的轰炸，Cécile的祖母、母亲和妹妹都被炸死。Cécile幸免遇难，因为她正在巴黎参加量子力学考试，而去巴黎前，人们还劝她不要去，因为火车可能被炸。
1946年，Cécile作为巴黎大学约里奥·居里名下的学生，被送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在都柏林的两年半使得Cécile开始喜欢和理解物理。她名义上的导师是所长海特勒，博士学位仍然由巴黎大学授予。但是给她具体指导的是彭桓武。她在彭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理论物理研究，与彭先生合作完成了两篇论文。
之后Cécile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在普林斯顿，后来成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的Bryce DeWitt向她求婚，起初她以他不是法国人而拒绝，后来答应，但以协助创立Les Houches暑期学校为条件。这个暑期学校开始于1951年，后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阵地。后来Cécile又促成工业家Léon Motchane模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立了法国的高等科学研究院。
2005年，《物理》杂志第5期刊出“彭桓武90华诞专题”，其中Cécile的文章回忆了她和彭先生的这段经历，并附有几张照片，包括一张她和彭先生的亲密合影。
笔者2010至2011年在得克萨斯大学物理系作访问研究。在此之前我已知道Cécile的一些故事，以及彭先生和她的师生关系，也看到过她和彭先生的合影。由于彭先生在中国物理学史和国防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他的经历是值得关注的。因此2010年12月10日，我在Cécile办公室和她聊起了彭先生。
Cécile找出几本书刊给我看。一本是彭先生的论文集，一本是彭先生的诗和散文，一本是上面提到的《物理》杂志2005年第5期。因为她不懂中文，每拿一本书，就问我：“这是什么？”下面是Cécile与我关于彭先生的主要对话。
Cécile：彭帮助我很多。
施郁：那是您物理生涯的开始。
Cécile：是的。
施郁：后来彭回中国了。
Cécile：是的，彭还要我一起去，但是不能保证我好的生活，不能保证……
施郁: 自由地来回旅行？
Cécile：是的。
施郁：他自己回去了。
Cécile：是的。他对这点毫无问题。虽然我伤心、我失去了他，但是我钦佩他回国。
施郁：你们本来要结婚的？
Cécile：是的，他求婚了。
施郁：我理解，这是个难事。
Cécile：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我去了中国怎么办。
施郁：是，也许旅行不太方便。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民族责任心很强。
Cécile：是的，我钦佩。他知道中国在发生着什么，他想成为其中一部分。
施郁：他确实为中国作出很大贡献。有一位也和玻恩合作过的黄教授带了位英国太太回到中国。
Cécile：她留在了中国？
施郁：是的。
Cécile：我和彭的儿媳有联系。
施郁：彭去世后，您去过中国。
Cécile：是的。
离开Cécile办公室之前，我们合影一张。作者与Cécile DeWitt-Morette教授在她的办公室。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打开彭先生论文集，见到扉页上彭先生用法文写着："En souvenir de Dublin, H. W. Peng, 1985. 10." 我当时记下了我和Cécile的主要交谈内容。但考虑到隐私问题，除了和同事郝柏林老师提过，没有和别人谈过此事。郝老师对我表示支持，并提到他们以前曾经将上面提到的那张合影给彭先生看，彭先生说：“没想到，我当年还那么浪漫过。”
以上是我离开奥斯汀后写的短文，是2015年10月10日的版本。当时最后还有一段“本文初稿写好后迟迟未公开。现在考虑到这对于彭先生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在征得Cécile的同意后，发表此文。”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表。在这份文稿诞生之前，我和Cécile有过几次电邮交流。
2014年1月21日，我写信给Cécile：“考虑到彭教授是中国物理的重要人物，而您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我能否在中文杂志《物理》（类似《今日物理》或《物理世界》，您曾经在该刊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发表一篇小文章？在我们的交谈中，您提到，当他回中国时，您为失去他而伤心，但是您钦佩他回去，而且他向您求婚了。您介意吗？”
2014年1月28日，Cécile回复我：“谢谢您的来信。
当且仅当我看过英文翻译后，我将同意发表在中文《物理》上发表一篇短文。如果我没有看过，我不能同意发表。彭没有特别地求婚。要理解我与彭的关系，需要理解我们各自文化的背景：40年代都柏林的一个年轻中国男人，40年代都柏林的一个年轻法国女人。我们出于爱和尊重而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没有讨论我们的关系或者感受。如果您发给我您文章草稿，我将就我们的关系加几句话，同时仍然尊重我和彭的隐私。
遗憾的是，没有彭的话。您有彭的孙女的地址吗？几年前，她给我打过电话，而且还在电话上给我拉了小提琴。我想知道她在做什么。”
当天，我立即回复Cécile：“我会仔细考虑，给您发个准确的英文翻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到时候请您提出修改意见。我将通过与彭熟悉的物理学家，为您找到彭的孙女的地址和电话。”我立即请郝柏林老师帮忙“找到彭先生孙女的地址/电话”。通过郝炘女士的帮助，我第二天就收到了彭先生儿媳罗立女士的来信，并将之转给Cécile。但是我没有收到Cécile进一步的回信。
2015年10月10日，我将上面的文稿翻译成英文，发给Cécile，邮件中写道：“我写了一篇短文，但是后来放在一边，因为觉得这是一件私人事情。但是今年彭百年诞辰，也许可以发表，如果需要，可以再做点修改。这可以给读者一个历史感。所以我将它翻译成英文发给您。这只是草稿。您能否看一下，有何意见？
”我当天也发了一份中文文稿给郝柏林老师，郝老师回信鼓励，并告诉我当天上午在北京西山应物会议中心举行了“彭桓武科学精神座谈会”。但是我一直没有收到Cécile的回信。
Cecile2014年1月28日邮件里的说法，以及她没有回复我2015年10月10日附有文稿的邮件，让我感觉她对于公开此事很犹疑。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公开此文此事。
去年我在关于费曼的文章里写道：“（194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戴森带着莫雷塔（Cécile Morette；刚从爱尔兰博士毕业，在那里跟随彭桓武做研究）回康奈尔访问费曼”。
2017年Cécile去世。文献[1]的作者Feder在《今日物理》发表了一个“照片故事”，里面提到，Cécile曾经以与后来第一次拒绝Bryce Dewitt求婚同样的理由拒绝彭桓武。
在该刊最近一期，Cécile的女儿Nicolette发表了读者来信，纠正了Feder的说法，其中写道：“她很爱她，本来要与他结婚，但是当时是1940年代后期，他要回内战中的中国。他离开时，给了她去香港的单程票，告诉她，他将从那里接她去中国。在我2003年给她录制的采访中，她说：‘我退缩了。坦率地说，我觉得我一个不会说当地语言的人，在一个混乱的国家里，会是一个问题。而且我担心再也不能回到法国。
’”“他回到中国后，他们继续通信，直到1950年。Chris最近发现了他的信，信中展现了一个慷慨、睿智、继续爱着她的人，希望她接受他的求婚，但是他知道这对于她是困难的。她保留着他的信，也说明她对他的感情深度。1982年，她作为美国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当她自都柏林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们之间还有某种‘特别’。”
Nicolette还回忆了2004年带Cécile访问中国。可见关于Cécile未与彭桓武结婚的理由，与2010年Cécile和我的交谈是一致的。
Cécile的奥斯汀同事牛谦教授说，她去世前一年的11月，告诉牛教授，“彭曾是她的love”。
因此，我不必再将Cécile 2010年告诉我的她和彭先生的经历作为个人隐私而保留了。毕竟这段往事能够让我们加深理解彭先生的名言：“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