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名瑞士学者在离开苏黎世机场时被工作人员拦住，因为他的箱子里装满了空钱包、现金和400个备用钥匙。他解释说，这些都是科学实验的道具。他是一个行为研究小组的成员，正在研究两个重要问题：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否会归还丢失的钱包？钱包里现金数量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结果？
如今，美国密歇根大学、犹他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这几位研究者将得到的结果发表在6月20日的《科学》杂志上，题为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该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会想办法归还钱包，钱包里数额越大，归还的可能性也越大。有人敏锐地察觉到，在这项实验中，中国通知失主的概率处于最低位。
在美国政府指控中国偷窃其高科技知识产权的背景下，这一发现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激烈讨论和争议。一些评论认为，这一研究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攻击中国。“听到有些人用我们的数据结果来传播仇恨，我们对此很难过。我们坚决抵制这种行为。”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Alain Cohn告诉《知识分子》。他指出，跨国比较从未成为该研究项目的重点。“从一开始，我们的兴趣就是数额大小如何影响归还率。
我们在《科学》发表的论文，几乎只用来讨论实验条件下钱包内容的差异，而不是跨国的比较。此外，我们没有在论文中单独列出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Cohn说。根据论文，该团队成员一共前往了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这些地方的银行、博物馆、剧院、邮局、警察局等文化和法律场所的工作人员，不知不觉中都成为了这项实验的一部分。
在实验中，一位实验助理假扮的欧洲旅客走进上述场所，将一个钱包递给前台工作人员，并通过翻译软件说道：“我在街角发现了这个（钱包），但我在赶时间，请问您能帮忙保管吗？”钱包里包含一些钱（当地通用货币）、一张购物清单（当地语言所写）、三张附有电子邮箱的商务名片（当地语言所写）、一把钥匙。钱数分为没有钱、少量钱和很多钱三个等级，数额大小根据当地的人均收入而调整。
比如在诸如美国等比较富裕的国家，钱数分别为0美元、13.45美元、94.15美元。该实验共花费了大约600000美元。总体结果表明，拿到空钱包的人，有40%会设法归还；拿到少量钱的人，有51％会归还；当钱包里有大笔钱时，归还率为达到72％。然而，各国结果差异很大。丹麦、瑞典和新西兰的归还率最高，尤其是当钱包里有更多钱的时候。
而在中国、秘鲁、哈萨克斯坦和肯尼亚，平均只有8-20％的钱包被归还给其所有者。研究人员认为，人们拾金不昧的主要原因，是厌恶将自己视为小偷。大家希望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私吞别人的钱包意味着必须要接受这种负面的自我形象，会带来心理成本，而这种心理力量可能会比金钱的力量更强大。如果这个钱包中没有钱，那么即使没有通知失主，被试也不会觉得这是偷窃，而金额越大，被试就越会觉得这是偷窃。
这种保持“好人”形象、避免不诚实行为的倾向被称为自我形象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实验中人们会竭尽所能，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以至于会放弃一笔“横财”。Cohn等人的研究还表明，利他主义也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在美国、英国和波兰，作者增加了一项实验处理方法——有些钱包有钱但没有钥匙。结果显示，有钥匙的确增加了归还钱包的可能性，虽然它的影响没有钱那么大。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Marie Claire Villeval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这一类有关道德困境的实验很难在实验室外展开，简单地询问被访者会带来主观的偏差，而这项研究用简单的实验证实了自我形象维护。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可以引入自我利益、个人形象、利他性等因素，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互动，从而创造新的人类行为模式。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Shaul Shalvi同样表示：“本文的主要结论，在于维护自我形象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效应，主要表现在有钱多的钱包更易被归还。作者并未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我认为本文的数据也不适合针对某一国家作出结论。”正如前文所说，在这项实验中，中国通知失主的概率处于最低位，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国内各大网络平台上刷屏的原因。
许多内容带上“各国诚信排名”“中国最低”等字眼，不过，包括《华盛顿邮报》、《卫报》、《科学美国人》等外媒的报道中，并没有强调国别差异，有的甚至没有提到中国。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阅读论文后也直言，主观地将论文解读为中国人诚信倒数第一，是不是有点迫害妄想症。他在新浪微博评论说，这一研究并非意在研究国家之间的诚信程度的区别，而是验证个人的诚信行为是否收到经济诱惑的干扰。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相反的——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拿到一个装了钱的钱包以后，联系失主的概率都要高于拿到空钱包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在遇到经济诱惑的时候反而普遍表现出了更高的道德水准。中国也不例外。”根据知乎网友公布的信息，Cohn曾回复，“听到有些人滥用我们的研究来传播仇恨，我感到很难过。虽然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想为此道歉。我们的研究从来没有打算伤害过他们。
” Cohn向《知识分子》确认了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国内社交媒体流传的一些评论指出，研究的实验设计存在问题，因为钱包里的联系方式为邮箱，而中国人普遍不习惯用电子邮件，如果名片上是手机号或微信二维码，归还率肯定更高。Cohn也表示，论文发表后，他们已经收到很多建议，最常提到的是，在研究设计中，丢失钱包的收件人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所有者。
“许多中国公民主要使用微信等移动聊天平台进行交流，因此收件人可能想要联系所有者，但对电子邮件不太熟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因素肯定会降低中国的报告率。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调查数据时，这个问题无法完全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当我们将数据限制在酒店时——许多酒店员工通过电子邮件与外国客人联系——总体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
此外，正如我们论文的补充材料（图S14）中所讨论的，当我们调整企业电子邮件使用的跨国差异时（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模式。最后，我们对钱包报告率的衡量也与国家层面诚实差异的现有数据一致，例如对公共腐败的看法或向其合法所有者返还错误处理的信件。”在给《知识分子》的一份声明中，Cohn解释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谢宇评论说：“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能有缺陷。
但是作者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么多国家做了实验，结果还是有一定价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诚信最低是让我们值得考虑的。研究者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对这一发现也没有特别好的解释。”他同时指出，“如果我们认为这篇方法上有问题，对中国的结论不正确。那就需要找出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不同的国家特别对中国偏差有那么大。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国家用了同样的方法。
方式法本身的不足不能解释对中国的发现，因为方法不足对不同的国家应该有同样的偏差。”Cohn告诉《知识分子》，《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当数额更大时，公民都更有可能报告丢失的钱包。在中国同样如此——当钱包包含更多钱时，归还率大致增加了两倍。“对于我们的数据的一个解释是，中国公民在遇到更多钱时更加诚实。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周欣悦跟《知识分子》分享了一个未发表的类似研究，称中国受试者的不诚实率只有5%。“我们在中国几所大学做了类似的研究：丢一个透明卡包，里面装有一张校园卡和20元人民币。打电话或者交到失物招领处即为诚实行为。结果显示，不诚实率只有5%。本文这项研究的指标是不正确的，这个指标顶多是测量帮助行为并非不诚实行为，在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中这两者是分开的。
”谢宇则表示，即使有研究得出中国人的诚信水平低，自己也不会很惊讶。“诚信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行为规范有共同的认识，而中国社会目前没有大家都认可的有关社会规范的价值观，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统一社会的价值观，这就是诚信度低的一个原因。什么都是以利益为基础，诚信怎么可能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