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了一个吸引眼球的研究——捡了皮夹子的人们会不会“拾金不昧”。密歇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盐湖城大学的研究者们，在全世界355个大城市“丢”了17303个钱包，考察有多少得到钱包的人联系了“失主”，以此来计算“归还率”。这些城市中，也包括了中国的一二线大城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深圳、天津、西安）。
研究人员想知道，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拾金不昧”的行为。
研究结果十分反直觉：在几乎所有国家，放了现金的钱包（49元人民币或同样购买力的当地货币）比不放现金的钱包的归还率更高。而且，这个结果似乎并不是因为钱太少人们没兴趣“脏了手”：一个在美国、英国和波兰的后续试验发现，如果钱包里有相对更多的钱（大约100美元），归还率会更高。在同期期刊的另外一篇评论中，作者认为，“利他”精神，以及无私的自我形象会战胜自私，驱使人们将钱包物归原主。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吃瓜群众多半会为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美好而感动，正能量满格。然而，这篇论文的标题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世界各国老百姓的诚信度）引发了一个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哪个国家的“诚信度”最高？论文中，有一个图表分国家显示出了归还率。从上往下看，瑞士、挪威、荷兰、丹麦……都有70%多的平均归还率。毕竟是传统印象中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
再往下，一口水喷在了屏幕上：排名垫底的居然是——中国！中国的平均归还率只有14%！
“归还率”可以衡量“诚信”吗？中国怎么可能只有14%的人捡到钱包物归原主？！还是在一众一线二线城市！我们这代人可是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长大的；“拾金不昧”在中国是一个广泛传播的道德观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仔细阅读论文原文，发现问题可能出在实验设计上：在他们的实验里，一个假扮路人的实验人员在银行、剧院、酒店、邮局、警察局（或者其它有接待处的公共机构），把一个钱包交给一个柜台工作人员，说：嗨，我在拐角处的街上发现了这个。一定是有人弄丢了。我赶时间，得走了。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吗？而所谓的“归还率”，就是这些工作人员中有多少人会在100天内打开钱包，按照里面名片上的电子邮件地址给“失主”写信。
明眼的读者可能立即就看出了两大问题：首先，这个场景是办公场合收到失物，跟想象中的“路上拾遗”相去甚远。路上拾遗而不联系失主，多半是占为己有，的确是不诚实；但办公场合收到遗失物的处置方式可以有许多，并不一定是占为己有。所以，用文章中的“归还率”这个变量来说明“老百姓的诚信度”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实验人员交钱包的时候说这句话了——“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吗？
”按照论文作者的报告，每个实验人员在递交钱包时都被要求用英语说同样的一段话，其中最后的请求是：… Can you please take care of it?这句英语在这个语境下的意思更接近于“我捡到了钱包，来不及找失主了，能请你帮我搞定吗？”而非“能请你帮我照看这个钱包吗？”作者还说，如果发现对方不说英语，实验人员会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把这段话翻成当地语言。
我们知道，在中国，即便一线城市，邮局、派出所这些机构的柜员听得懂大段英语的人凤毛麟角。可以猜想，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验人员用了翻译软件。论文没有说用了哪款翻译软件，谷歌和百度给出的翻译都是“可以请你好好照顾它？”，而讯飞则是“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吗？”这三个主流翻译软件都没有译出请工作人员代为把钱包“还给失主”的意思，反而要求工作人员“照看”。
显然，如果你被请求“照看”一个钱包，你可能就不会，甚至其实不应该打开翻看、联系失主。
文化的差异是否可以解释归还行为？语言上的误解是造成中国归还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终极借口——毕竟很多情况下即便得到了次优的指令（照看钱包），人们也应该奔着最优的解决方案去（联系失主）。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中国的数据这么低呢？
这个问题从文章的国家排名表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这个表中，排在前一半的都是西方国家，而后一半都是位于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国家。这两组国家的一个显著的差别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然而，经济水平并不是造成“归还率”差别的原因。一方面，研究者们通过统计模型控制GDP变量，剔除了经济水平的影响之后，依旧观察到类似的差异。
另一方面，如果真是经济落后导致了归还率低，那么在这些国家有现金的钱包的归还率应该更低，而事实却相反。
这两组国家的另一个显著差别是文化。文化心理学把人分为有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和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集体主义者强调的是集体合作，自我价值更多的存在于别人的评价和认同之中。而个人主义者则相反。
笼统说来，一些传统西方国家的人更偏向于个人主义，而东方国家（包括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人更偏向于集体主义。在这张排名表中，归还率高的都是传统的个人主义国家，而低的都是集体主义国家。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家庭纽带(family ties)这个变量（即：认为家庭对他们有多重要）与归还率高度负相关，而家庭纽带是集体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就间接印证了集体主义文化可能是造成一个国家归还率低的原因。
那么，受集体主义化影响的人为什么更少的会主动去打开钱包联系失主呢？有两个可能：一是集体主义强调服从。在工作场合，服从意味着做好份内工作，而不要去管工作职责以外的事情。与之相比，个人主义则强调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去做自己判断为正确的事情。这就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工作人员更会主动处理工作中别人交来的钱包，哪怕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二是集体主义的本质是合作，是期待自己和对方各自前进一步，在中点会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里，对于失物招领的常规是“我有责任帮你保管，你有义务自己来找”——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失物“招领”；而在个人主义文化里，人们对于对方的行为默认是不作要求和期待的，所以可能更倾向于“我有责任帮你保管并且送到你的手上”的模式。
总之，14%的“归还率”肯定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拾金不昧的水平。
而从研究设计上来看，这个数据反映的应该是中国人在工作场合、主动在工作职责以外帮助他人的比例不高，跟文章声称所研究的“诚信度”相去甚远。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被动、缺乏同理心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依然存在——但愿这个数据在这个方面能让国人有所思考。跨文化研究不易。
不同国家之间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差别，从语言到饮食到交流习惯，这些因素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很难在理想的、标准化的实验中体现，从而影响研究的严谨性。在今天讲述的这个研究里，语言和语境的差别影响了意思的表达；同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以微信为主、电子邮件逐渐式微，而在这个研究里，电子邮件又是唯一和失主联系方式。
如果忽视这些差别而武断的得出结论，往往会使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误导公众、甚至造成或加剧不正确的刻板印象，无意间打了一发国际地图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读研究的人也要慎之又慎才行，不要看完摘要就开始写标题党新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