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父辈是“没什么隐私的一代人”，那么，我这代就可以算是“隐私萌芽”的一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斥“巨资”买了一个带锁的笔记本，开始享受一种写下心里话，而无需担心父母窥探的安全感。那时候，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笔记本。渐渐的，这些人长大了、结婚了，开始为人父母，自我隐私的捍卫者会如何面对孩子的隐私？
前几年，儿时玩得熟络的一个姐姐有了小孩。她一边跟我吐槽孩子不听话，一边给我看她的购物清单：她给快上小学的儿子下单了一个带GPS的智能手环。她还在犹豫是否给孩子买一个带家长模式的手机，这样就能够知道孩子玩了哪些游戏，还能控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游戏玩多了不好，会上瘾。”曾经设法逃离上一代“监控”的人，也开始监控下一代了。这次的主战场，不是日记本，而是电子产品。
“到底是上学还是坐牢？
”曾先生的女儿今年已经11岁了，他对我承认，自己对女儿“养得比较大条”，然而却依然会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放学。而有一个6岁小孩的冯女士认为，身边的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看得挺紧”。“毕竟一二线城市的社会环境在改变，”冯女士说，“我们那时候挂着个钥匙就能自己回家，现在小一点的孩子，哪里敢啊。”徐先生并不喜欢带着7岁的女儿去人多的地方。他承认，有好几次女儿险些走丢，回想起来都是一身冷汗。
“如果，只是如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
许多家长会为自己的小孩选择一个带GPS定位功能的手环，而手环的市场也在指数级扩大中。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市场研究报告，2016年中国儿童手环用户规模达0.29亿人，较前一年翻了一倍，预计2019整体市场用户规模将超过1亿。
在淘宝上搜索“儿童智能手环”，结果超过100页，销量最高的一款基础款手环月出货量达到了5万；某3字头知名厂商的旗舰产品也能月销1万5。不到100人民币的智能手环，就能有结合基站的GPS定位功能，号称“精确到米”。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机管理app上设定孩子活动的范围，一旦偏离就会给父母发送警报。孩子不在身边，也能随时随地用语音通话功能“报平安”。
而几百块的手表除了基础功能以外，还能有轨迹追踪、拍照辅助、零花钱管理、视频通话、无痕监听、乃至学习管理等等，几乎囊括了小孩子从家里到学校一切值得监控的节点。
而且，对孩子的监控，已经突破了家长零敲碎打的个人行为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工作。
2019年年初，一家位于贵州的高新技术厂商“冠宇科技”向外界发出通稿，宣传他们的最新产品“智能校服”，声称此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缝制了条状传感器，植入了智能芯片，能够“结合人脸识别、摄像头与定位等组合应用”，实现“学校对学生的数字信息化管理”。甚至，在升级版的产品中，这款校服还能够配合教室监控的高速摄像头，探测到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打瞌睡。
面对大规模监控的质疑，相关机构频繁出面澄清，这些产品目前为止还只是“概念产品”。但是，家长和学校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类电子产品，暗中掌握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对父母们而言，“安全”一定是最紧要的。能够定位、具有通讯功能的手环，无论如何都能让家长安心一点。“在大城市，车况乱，人又杂，新闻里面又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冯女士对我说。
她表示，这个年代，只要关系到孩子安全的技术，能让父母“多个眼睛”，父母们的确会优先考虑。对于安全的顾虑，正在不断地发展成为焦虑。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标题、图片、视频轮番轰炸，拐卖、走失、欺凌等等无不让家长揪心，类似“红黄蓝幼儿园”这样的虐童事件，更是让无数父母辗转反侧。这是这个年代媒体发展的必然——每一个孩子的不幸，都会被放大为所有父母的焦虑。
而在家长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压力下，大部分学校首要的任务一定是“不出事儿”。比起独立、信任等等虚的东西，用密集的监控提前根除一切可能的隐患，的确更加紧要。而学校和家长的需求很有可能合流，形成“共同决策”的有组织监控。
而监控技术的商家，也十分擅长利用父母的这种焦虑。
“实时追踪，让家长放心”“每个家长都必须给孩子配一个手环”——MIT的社会学家加里·马克斯（Gary T. Marx）和渥太华大学的社会学家瓦拉里·史蒂夫斯（Valarie Steeves）发表的研究显示，商家会在监控科技的宣传中，将监控与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关爱挂钩，把技术粉饰成“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必须要使用的工具”。
“社会充满风险、孩子不可控、必须要全方位监控”的印象，在社会和资本的作用下，愈加深入人心。如果你身边的家长都用上了手环，即使你不去买，也会有人送来。冯女士孩子的手环，就是别人送的礼品。资本、技术、社会三者合力，再“心大”的父母也很难招架。
但也有不少发展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孩子“看得太紧”，安全是保证了，但在其他方面会产生副作用。
加拿大隐私委员会的2012年的调查报告，分析了现有关于儿童的技术监控的研究之后认为，过多的监视和控制会损伤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孩子会按照“是否受到惩罚”而行动，而不去思考行动本身的价值与道理。毕竟，大部分监控技术都过分地强调了孩子作为监控的对象，却忽略了孩子作为“主体”的存在。
另外，在发展教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适应力”（resilience），也就是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独立处理风险和挫折、适应四周环境的能力。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唐娅·鲁尼（Tonya Rooney）就认为，如果家长和学校对于可能的危险境况过于敏感，无时无刻不将孩子置于密切观察中、并根除一切可能的风险，那么孩子就可能缺乏这种适应力，对成长不利。
当然，监控也并不是一无是处。2018年英国儿童委员会的报告中便指出，现有监控技术收集的数据，能够帮助家长和父母决策，也能方便定制基于孩子个人的服务。只是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被无节制地收集，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数据泄露或许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孩子的自由和隐私当然需要尊重，这些道理，精通育儿的父母并不是不懂。不管是父母还是学校，他们在监控一事的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暧昧且复杂的。一头是监狱式的监控与钳制，另一头是完全的放纵与信任，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这两者之间，在是否使用技术、使用哪种技术、如何使用技术上摇摆不定。
专家口中“避免对孩子的过度监控”，“度”在哪里，没有人能够说清。而更说不清的，是监控实际存在的场景。
重点在安全上的监控，和重点在孩子行为规范上的监控，是一回事儿吗？“我还是想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想什么。”曾先生告诉我。他虽然认为自己想和女儿“成为朋友”，但面对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她，叛逆的担心的确存在，会介意自己的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究竟在干啥”，女儿背着他在被窝里用手机和同学玩游戏的事儿，很是让他耿耿于怀了一阵。如果技术能帮助家长知道孩子在玩什么、在和同学聊什么，家长很难拒绝。
孩子是否守规矩？是否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手表既然能定位，那顺便监听一下是否也可以？监控技术的集成，成为了对孩子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安排的工具，能够把安全在内的各类焦虑一揽子打包解决。的确，对于家长来说，当今社会养娃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容不得一点失败，所有事项都需要父母悬在空中指导，乃至亲力亲为，成为了所谓的“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
很多时候，监控技术能把走失、拐卖的风险，和“看了不该看网站”的风险同等处理——反正都能通过监控实现，为什么不用呢？
但这样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几年前儿童拐卖案在微博热炒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给所有的新生儿植入芯片，”冯女士告诉我，“然而在这个场景下适用的技术，在别的场景可能会有问题，万一被用在跟踪和尾随之上呢？
”现在当然没有条件给所有的孩子植入芯片，但现有的技术正在向那个方向靠拢，不断丰富着监控的技术场景，最大化监控的可能性。可穿戴的硬件价格在过去几年急速降低，智能终端外加云端平台的技术架构也已非常成熟。除了信息的实时收集之外，直接的控制也变得容易起来——拥有家长功能的手机在市场上已经普及；定制带有信息监控的手机也并非难事。
有多个信源透露，国内某手机厂商正在打造“学生定制版手机”，能够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时间和地点的使用控制，记录并拦下学生的“越界”行为。
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不管是父母和孩子，都有着对于技术手段的青睐乃至依赖——孩子整天黏着平板上的游戏，想要和小伙伴用手机聊天，那么家长和学校自然就“有机可乘”，通过手机和平板上的功能触及到孩子的动向与行踪。
监控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刚需，但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现状，已经给予了监控近乎无限的可能。所以，技术的隐忧，或许不仅仅是伤害了孩子的隐私本身——没有人想故意伤害孩子的隐私；而是在社会普遍的安全与成长焦虑中，某一个应用场景会被技术的能力所放大，抹杀我们对于“度”的判断力，让它变得无孔不入。而家长们担心的根源，恐怕是技术无法解决的。
监控手段的繁复，和实际监控的使用是两回事。
很多时候家长也明白，技术产品也并不能扫除安全障碍，只是给焦虑的父母提供一个心理安慰而已，毕竟再精确的GPS追踪，也无法帮你扫除路上的危险；而技术如何使用，很多时候也要求父母投入密切的关注。比如，现在很多幼儿园和学校都能够为家长提供监控录像，但曾先生告诉我，自己更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盯。“一开始还有热情，但后来意识到，根本看不过来。”至于手环，学校老师是不准学生在课堂上用的，怕打扰孩子学习。
那么，人们是否在追求更有效、更无打扰的监控？依靠更丰富、更全面的数据提供更精准的判断——甚至，细到孩子不认真听课的表情都能识别？技术的确在变得更好。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发展，大量的数据在不断被生产着，监控结合智能管理平台，能够对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表现进行权重计算，得出一个以概率为基准的结论。
例如，配合高速摄像头，教室里的智能监控能够监测到孩子是否打盹、走神、分心；而课堂表现也能纳入Gaggle和ClassDojo这样的“智能平台”，课堂和课后的作业通过系统提交，师生乃至孩子之间的交流都通过软件达成——自然，也会有一套智能的判定系统，通过收集孩子的行为数据，判定一个孩子是否守规矩、听话、表现好，并探测“危险的动向”，并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报告。
这样的技术看似方便，也能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看得太紧”或者“看不过来”的问题，但本身是有问题的。南澳大学的三个教育学研究者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这种基于行为和数据的技术监控会导致一种“表演文化”（cultures of performativity），一切都流于数据所定义的表面行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演变成监控和反监控在行为数据上的拉锯。技术为家长、为学校提供了了解一个孩子行为的工具。
然而，很多时候，这也是一种“懒政”。它放大了行为本身，让一切都数据化、可查看、可干涉，通过技术客观量化，并进行纠正和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沟通被忽略了，原因和动机也被忽略了。
不知道孩子在玩什么？手机监控告诉你。不知道孩子去了哪里？戴个GPS手环。不知道孩子在课堂上学了什么、是否认真？调看智能监控和课堂管理工具，他/她每一次不安分的移动都会记录在案。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管用”的。
然而，行为背后的“为什么”，你或许就不需要关心了。这恐怕才是技术带来的最大隐忧，它甚至不是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却比伤害来得更深、更持久、更隐蔽，让人觉得这“明明是正常操作”——用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梅林·泰勒（Emmeline Taylor）的话说，人们对技术的信赖，将技术下的监控“常态化”了。
然而，你通过监控越了解孩子，也就越不了解孩子。
同样的，到处乱晃、没日没夜打游戏的小孩，他们缺的又真的是更严格的监控吗？诚然，对于日益忙碌的家长，乃至希望避免一切风险的学校，技术提供的数据与信息，毫无疑问填充了家长的不安。家长们在监控中起码能够获得安心，放下对安全的顾虑，或者让他们认为自己了解了孩子的一切。技术和数据给学校、给组织、给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权力关系如此强大、如此明显，有时甚至能盖过友爱、信任、交流等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不是技术的领域，也没有技术手段可以根本解决——再智能、再完备、再密集的监控，也无法监视孩子的内心。在密集的监控下，与孩子的安全与行为相关的所有数据都收集在了那里，家长可以选择看与不看。而更重要的选择，或许并不是看与不看、用与不用，而是看了、用了之后怎么办。
冯女士告诉我，身边某个同事向她推荐过有家长控制功能的手机，能够查看孩子的浏览记录。“如果你的孩子长到了十几岁，你还需要通过查看他的浏览记录来控制他，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摇摇头。“总有一天，他会离你而去的。”我们都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愿看到的，只是他们以某种我们不希望的方式离我们而去——不管是被拐卖，还是在密集的控制下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