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晚上，我被友人拉到合肥大剧院，去看舞台音乐剧《爱的辐射》的首演。一进门就听主持人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我心里一沉：该不会又是一部以塑造假大空“典型”为目标的“神剧”吧？若是如此，我得找机会溜回办公室，继续写我尚未完成的报告。出乎意料的是，全剧居然没有一句套话，从头到尾都以真实、精致而吸引人。
我不但花了近两小时全神贯注看完演出，还乐意挤出数倍于两小时的时间把我所受到的冲击，以及所引发的感想写下来。
本剧的主角是科学家杨承宗（1911-2011）。这是一位较少得到报道、已不太为当前的年轻人所知晓的名字。
但作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微量铀提取新工艺的发明人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首家非公立大学的创办人，他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其实是很高的，在世界核科学技术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也有一席之地。正如本剧开场时朗诵的郭传杰先生的诗所说的那样：中国首颗核弹的铀燃料，提炼自您的手里；科大朗朗的讲堂上，您在为中国放射化学奠基；改革春风中您创办的合肥学院，已走出一批批创新创业的桃李。
然而，在中国院士的队列里，看不到您；在两弹元勋的名册上，也找不到您！可尊可敬的杨先生啊，您在哪里？！面对关切的探询您淡然爽朗的回答，让名利之徒遁身无地。不世之功而谦谦君子，雨雪风霜仍心空明丽！您是人杰中的人杰，犹如高尚者的旌旗！没有勋章的元勋，是国人对您永恒的铭记！
在舞台剧这样一个很受限制的空间，该如何在短短的2小时之内，把这位百岁老人的人格、成就乃至整个人生给呈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我惊奇地看到，编剧兼导演郁百杨教授，紧贴杨承宗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仅仅用五个精心设计的场景，就把杨承宗对国家和民族饱含深情、强大的人格感召力、顽强的意志、高超的公关和行政能力、为公义而忘我工作等等特征，给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在本剧快结束时播放的视频中，晚年的杨承宗对自己的人生做了非常简洁的总结：“我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做了一点贡献；二是办了科大的某个专业，以此而办了合肥联合大学。”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到。活到百岁又如何？经历过万事又如何？阳光底下少新事，即使成就高到如杨承宗者，能在国史上留下记录的，也主要是这两件事。
中国的高等教育始于晚清，兴于民国。
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包括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其他外资大学（如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退还庚款资助的清华大学）、国立大学（如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省立大学（如广西大学）、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杨承宗的母校大同大学）在内的多种办学主体并存的体制，而教育模式也是多种多样。
不同的高校，各有所重、各有所长，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质量提升很快。
1949年后，实行院系调整，只留公立学校，新建很多高校，将科研和教学分开，将理科和工科分开，改通才教育为专才教育，扩大招生规模。这些措施虽然为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人才基础，但也导致了学校活力不够、学生后劲不足的严重问题。
“大跃进”、“文革”期间搞所谓的“教育大革命”，将正规教育变为非正规教育，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动员学生来批斗老师，对高等教育实施大折腾，更令其质量大幅度退化——“文革”前期，高等学校居然停止招生；“文革”后期，作为高校翘首的清华大学，所录取的新生许多只是小学水平，令邓小平在1977年的科教座谈会上生气地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逐步向正常轨道回归。但积重难返，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距离满足时代的需求，仍然十分遥远。适龄青年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幸运儿能进大学，高考升学率小于百分之四，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仅十四人”。在高校很少的安徽省等地，确实大量出现了本剧所说的那种差0.2分、0.5分、几分而不能上大学的情况。
怎么办？等中央统一出台政策，还是自己想办法走出陈规？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副校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杨承宗决定走第二条路。他设法说服安徽省教育厅、合肥市的领导人，决心以科大为主要依托，联合以文科见长的安徽大学、以工科见长的合肥工业大学，以及安徽医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工学院等其他几所位于合肥的高校，办一所“适当收费、不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后勤社会化”的新型大学——合肥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合肥联大”）。
本剧几次唱到“新型大学”一词。“新”确实是其特点。在对计划已强调了三十年，一切都要求统一，所有高校学生都要求住校，由学校包食宿、包分配的年代，提出自费、走读、自主招生、不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联办公助（公私合营）、所有管理人员都要兼教学工作等新理念，不但需要眼光，还非常需要勇气。
除了杨承宗，大概当时也没有别的人能有此经验、能力和资源来办成此事。
作为科大的创办人之一，杨承宗想到办另一所新型大学的主意，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1958年创办的科大，本身就是教育改革的产物——它是一所系与所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更接近美国式教育而非苏联式教育的新型大学。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塑造了科大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仅如此，他还有能力调动科大的很多资源。
事实上，合肥联大前面三年完全是在科大校园内办学，所利用的教学、实验资源，主要来自于科大。而他安徽省人大副主任的身份，又令他有接触和说服安徽省和合肥市各相关领导的途径。
虽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很支持此事，合肥市委书记郑锐更是为此殚精竭虑、并亲自担任学校董事长，可在“没有一寸土地、一分资金、一位教师、一间教室、一件教学器材”，仅有五位兼职的科大同事（分别为贾志斌、陈德跃、赵立人、贾荣书、谢永和）作为帮手的情况下创办一所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
杨承宗和贾志斌等真是有能力，居然在三个月之内，就把此事给办成了——从1980年7月杨承宗提出倡议、8月得到安徽省政府批准，到10月正式开学，期间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三年后，他们又成功在合肥市政府批准的地块上盖成教学大楼，令合肥联大有了独立的校舍。当时来科大讲学的国际著名科学家很多，只要有可能，杨承宗都会请他们顺便也来合肥联大讲学。
合肥联大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地方政府的补助和社会赞助。因为钱少，所以它不养行政人员，所有管理干部都是兼职的，且都还有给合肥联大学生授课的任务。它办的还是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专业，而毕业生就业采取的不是包分配而是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诸多改革措施令合肥联大的办学方式在不少方面走到了时代前列。
它所招的学生高考成绩只是稍有不及，而他们享受的是与科大学生高度相似的师资和实验条件，所以最后的毕业生质量也相当高，前面几届学生更是一毕业就被用人单位抢光。这些成绩令合肥联大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科技日报》等纷纷报道它，在杨承宗的努力争取下，世界银行也给它贷款，而德国更是给了它不少援助。
众所周知，安徽“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原点。而杨承宗创办的合肥联大，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院校改革的原点。在它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厦门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众多类似的自费走读大学，如海淀走读大学（1984）、北京联合大学（1985）等，还出现了汕头大学（1981）、宁波大学（1986）等私人捐资大学。
甚至，21世纪兴起的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上海纽约大学（2012）等中外合作大学，去年由社会力量创办的西湖大学（2018），所有这些非公立大学，都可以说是它的跟随者。
因为有多种办学主体、多种教育模式，民国时的一些高等院校，仅仅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就从基本合格，升级到了西方高校的及格水平以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若从合肥联大的创办算起，迄今已有39年的历史。其结果又如何呢？有几所高校敢称自己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已能和当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西南联合大学等比肩？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改革的波折也可从合肥联大后来的发展史中一见端倪。
对于合肥联大，杨承宗倾注了极多的心血，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把学校取名为“合肥联合大学”，就有效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奇迹——西南联合大学之意。而合肥联大在创办初期，也确有蒸蒸日上的势头。可令人遗憾的是，1988年12月的某天，这位身体健康、备受尊敬的校长，居然被要求立即离职。
被离职当然会有冠冕堂皇的原因，但真正的理由却不会被说出：杨承宗反对安插专职的行政人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军转干部进学校担任领导职务。
杨承宗先后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二机部第五研究所、科大等机构工作过，前后中外的比较让他明白，外行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当干部，所起的更多是负作用——给做事的人添乱乃至捣乱。所以他和助手们宁愿自己多受累，也不愿让那种人进来。
这大概是1980年代高校去官僚化的一种努力吧。但遗憾的是，杨承宗他们失败了。在杨承宗恋恋不舍离开合肥联大的同时，科大其他的兼职办学人员也基本被退了回去。而失去了科大的支撑、思想和教学资源的合肥联大，也就大大减缓了发展的速度。
2009年，科大前校长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他之所以接受这个聘书，是因为他赞同该校提出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理念，而外界也迫切希望他主政的南方科技大学能趟出一条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之路来。可结果又如何呢？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