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小米）在中国驯化完成，中国成为世界粟作起源中心。在中唐之前，粟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被称为“五谷之首”，古代“贵粟”便是重农的代言。具有超然地位的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粟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决定了其比稻更早地深刻影响世界。
粟（小米）和黍（黄米）的栽培、食用较为相近，种植也常常混杂，因此在中东、近东、欧洲历史上常常将二者统一称呼，在文本中难以区分，增加了传入时间分析的复杂性，但是黍的重要性要逊于粟。
公元前4500年，粟从长江流域转经中亚，传入亚洲西南部（印度）。公元前2000年，粟从黄河流域传入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粟和稻几乎同步传入东南亚地区，然而在公元前，粟比稻应用得更加广泛。粟很可能是由川、滇的夷人通过陆路经缅甸、泰国和马来半岛传入南洋群岛。
早在公元前1700年，粟就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地区引种栽培，但是经过青铜时代晚期的精耕细作之后，在铁器时代初期，由于气候恶化（主要是降雨量减少），粟的种植归于沉寂。直到罗马时代、欧洲中世纪，粟再次迸发巨大活力。由此可知，粟传入欧洲的时间并不晚于亚洲其他地区。目前，粟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栽培较多。
关于粟的西传路线，有人认为到达西亚以后，又分为两个传播渠道：一是沿地中海北岸，从希腊到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西班牙一线；二是沿多瑙河流域，从东南欧穿过中欧，直到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地区。粟开创了欧洲原始农业的先河。
粟经山东半岛或辽东半岛，传入朝鲜和日本，与中国的云南、台湾等边疆地区处于同一时间序列。日本在绳文文化末期已经栽培粟，在水稻传入后，粟的地位才有所下降。台湾地区的情况和日本类似，种粟先于种稻，直到今天，高山族土著刀耕火种的主要农作物依然是粟，可见粟在传统农业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在史前至迟到中古时期，粟已经在当时世界上已知的大部分地区种植。粟在大移民时代由欧洲人带入美国，20世纪初已占美国黍类作物的90%。
台湾原住民不单种粟、食粟，更是把粟奉为祖先的神灵，对于水稻则不甚青睐，水稻很难介入台湾粟作群体。南洋群岛的当地原始农业文化——块茎文化和后发的稻文化之间，显然还有一个介乎二者中间的粟文化，所以才有印尼“粟岛说”。
粟较强的抗逆性和价格的低廉性，决定粟可以在相对贫瘠的土地、在降雨相对不好的年景取得产量并用于救荒。粟的食用价值在世界古代史、中古史上不可或缺。罗马帝国时期，粟作为重要作物贯穿于农业社会的始终。然而上流社会食之甚少，食用粟与否，甚至作为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纵观整个罗马时代，粟不仅仅作为饲料那么简单，它在农业生产、日常烹饪、医药服用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息息相关。
欧洲中世纪时期，粟是穷人最重要的食物。到了19世纪，西欧的粟逐渐被小麦、马铃薯、玉米、黑麦和水稻（尤其是前两者）所取代，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他粮食作物的高产属性以及粟不是制作面包所必需的原料。即使受到其他作物的排挤，如印度河下游、恒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集中栽培稻，但仍有大片土地尤其是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粟。
现在，粟在世界粮食作物中所占的份额低于以前，欧洲世界的缩减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但粟在西欧地区依然有小区域种植，主要作为家畜的饲料；在东欧，粟则一直作为制作面包和发酵酒的重要原料，大量种植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英语称粟为millet，它来自中古法语，中古法语又来自拉丁语milium，所以粟的拉丁学名叫Miilacium，它源自印欧语mele，是“压碎”“磨碎”的意思，因此由mele衍变为mill（磨），这些都是从原始农业使用石磨盘脱壳、磨粉中引伸出来的词汇，也是滋生新词的根本。由于磨成的粉很细小，无法计数，所以有million（百万）这样的词汇形容数量极多。
探析该词汇的源头，可见原始农业种植的粟及其加工用的石磨盘发生“血缘”的关系，可以将粟的历史追溯到很久之前，乃至为原始农业的基础。
事实上，粟在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中分别称Cinaka、Chena（Cheen）、Cheena、Chino，都是“秦”或“荆（楚）”的谐音，波斯语则作Shu-shu，不仅能够反映域外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也可以佐证粟西传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