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及随后美国商务部宣布实体清单，将对华为及其关联企业断供的半个多月以来，有关全球化逆转的舆论不绝于耳。然而，不论是呼吁中国高科技企业应该借机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是认为中方应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以避免美国打击的声音，实际上都对全球化的深刻进程做出了很多片面的理解。美国政府的举措，以及随后中方的应对和中美市场对此的反应，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向终结。
相反，美国不惜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打压一家公司，这本身就说明了全球化力量的强大。不论是华为还是中方作为整体，最终的应对之道都应该是继续坚持全球化的逻辑而不是以自主创新为大旗关起大门。本文将重点谈论在高科技领域各方彼此深度融合的经济全球化，也会兼顾以科学无国界这一理念为基础的科学全球化。
华为冲击波。美国对华为“断供”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影响，有关报道和相关评论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笔者此处无需赘述。
最初看到美国政府的决定，以及美国公司纷纷快速采取行动，笔者也对自己在“知识分子”上评论去年中兴“断供”事件中全球化逻辑没有改变的结论，产生了些许怀疑。此时，反倒是华为任正非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现出来的豁达态度，让人有了更多维度的思考。任正非反复强调，找麻烦的是美国政府不是美国公司，不要因此憎恨美国的公司，不要对此事件当事方和国家决策进行道德绑架。他也多次强调华为应对困难的信心。
是什么给了任正非这样的底气？真的是因为“备胎终于可以转正”，以及华为已经有了可以使用一年多的零件备货么？这是原因之一。但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既然可以转正，何必一直要备胎？”仅仅靠备胎和备货留下的缓冲期，是难以支持华为这样的大公司的长期运转的；包括芯片在内的各种高端零件，也不可能在缓冲期内就自主开发完成。
笔者相信，任正非有底气，是因为他仍然相信全球化的逻辑，相信华为仍然可以依赖各种形式的全球资源配置。鼓励这种逻辑而不是与之对抗，才能让华为挺过难关。
实际上，只要看一看美国政府为了打击华为所采取的手段，就足以说明全球化的强大。有评论者指出，这是美国第一次为了一家公司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而只有祭出国家紧急状态这种极端手段，才能暂时打破全球化所形成的强大利益链和行为惯性，从而找出“合法”依据来断供华为。试想，如果可以通过常规手段（比如扶持几家能和华为PK的公司，或者推倒目前的5G标准另起炉灶，或者仅仅是维持已经持续多年的不让华为加入美国电信网络的决定）来达到目的，特朗普何必要举起国家紧急状态的大旗呢？而此前因修边境墙一事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已经让特朗普政府频频遭遇抗议和诉讼。
辨析全球化与政治、政策的关系。在探讨全球化与贸易战的关系时，很多论者往往站在非黑即白的立场上，认为或者是人、财、物全部自由流动，或者是一方或双方彼此之间竖起高墙。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全球化的参与各方彼此的摩擦从来不在少数。以中国为例，读者会想起贯穿1990年代的美国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争，经常，这种最惠国待遇会伴随着一些在多数情况下中方做出妥协的其他要求。
笔者在20年前多次报道过中美贸易之争，当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代表美国制造业的各种利益集团呼吁各种反倾销措施，而代表美国批发商、零售商和投行在内的利益集团，则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阻止或减缓对中国产品的打压措施。就是在这不断的冲撞和妥协之中，中国的一大批企业实现了崛起，在部分领域开始与美欧企业开展了全球竞争。
同样，全球化的进程从来也没有凌驾于各国政府的法律体系之上。
各国的政策也并非唯全球化马首是瞻，而是一直在与全球化进程冲撞中进行调整。今日普遍感受到全球化进程戛然而止或者逆全球化运动不断深入，是因为从前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往往来自于西方的弱势群体，比较微弱。今天，包括特朗普这样的政要，公开叫板全球化，惹人关注。而且，此前中国一直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正在拼命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对于各种针对全球化的抗争往往并不敏感。
在国内最近的坊间舆论中，一种压倒性的声音是美国霸权主义要全面打压中国的崛起，但全面来看的话，美国针对中国
的主流舆论并不是对中国崛起和富足本身不满，而是对一个与主导全球化的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巨人的崛起的担忧。这种价值观冲突本身，并不是对全球化的逆转。只是过去隐性的冲突，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浮出水面。政要的发言和价值观冲突，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西方抛弃了全球化的基本原则。
诚然，大批美国企业在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切断了对华为的供应与合作，但这种行为不是为了打压华为，而是为了遵守当地法律。所有“断供”企业的声明中都首先提及了这些行动是为了合约合规。如上所述，从来没有脱离开国家法律而存在的全球化。即便仍然坚持为华为生产原件的台积电等非美公司，也需要经过法律评估才能坚持现在的举措。
坚持全球化思维探讨缓和冲突之道。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很多企业与华为及其他中国下游厂商之间，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链条。“断供”对他们自己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减少一些销售额，而意味着要耗时耗力耗资巨大对整个产业链进行调整。最近美国资本市场上芯片、电子企业如同过山车般的股价变化，就是对这种担忧的反映。著名高科技评论家宁南山指出，美企断供华为和其他中国厂商，也意味着这些企业要承担失去最大客户的风险。
对于美国上游企业而言，断供行为在本质上具有短期性的特点。实际上，这些公司的股票在经历实体清单公布之后的跳崖后开始稳定，表面上是因为川普政府公布了针对部分备件断供令的三个月缓期执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资本市场更愿意相信，断供问题可以通过与中美贸易谈判绑定得到解决。
就中方而言，采取任何极端性的行为反击，也同样要承担巨大的代价。很多论者主张对美国断供稀土。
而实际上，虽然中国的稀土产量和出口量占据了世界压倒性份额，但这并非是因为稀土矿藏都在中国，而是因为中国承担了高污染的稀土开采和提炼。中国打稀土牌，只能逼着产业链下游想办法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同样，中方公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也应该视为一种博弈，而不是以牙还牙地逆转全球化。大多数停止与对华为和中国其他厂商合作的企业在中国有生产线或委托生产商，有大量的中国雇员。
对中方不可靠实体清单中的美企进行清算，也意味着大量的中国工人即将失业。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显然非常慎重，至今没有公布任何具体企业的名单，这种审慎的态度值得肯定。
既然如此，何以应对断供危机呢？从长远来看，需要加快自有技术的开发。而在近期，通过谈判和博弈缓和短期困境，相比于各种反向断供和惩罚，无疑是优先的选项。需要指出的是，加快独立技术的创新与开发并不是要拒斥全球化，要通吃所有中国缺乏的核心技术。
全球产业分工之所以形成，正是由于各种技术和资源特长被分布在不同地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分布让参与各方利益最大化。加快自主创新，并非要推翻这种资源配置的分布，而是可以让这种分布对我方产生更大的利益，让我方更能应对断供这种极端化的情景。
全球化纷争与科技合作。自1979年以来，科技和学术的交流都是促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桥梁，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
但美国学术界近来针对中国的几个举动，包括美国MD Anderson医疗中心和Emory大学解聘中国的千人学者，以及最近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协会（IEEE）限制华为员工审稿的决定（后撤销），反映出中美摩擦范围的扩大。对于前者，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媒体调查报道表明，部分被解职者绝非没有瑕疵，在中美双方都担任全职工作。
而IEEE事件，根据IEEE的声明，暂停华为雇员审稿主要是为了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合规咨询，不再限制则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回函认为这方面不存在法律限制。
这些事件说明，即便对科学家这一因其秉承科学无国界的理念而对全球化有天然追求的群体而言，全球化也并非是无视国别法令和政策的。
在中美争端没有爆发时，一些机构本着相信科学家的原则，在后者确保了在本机构全职工作的前提下，对后者担任其他机构全职工作的行为一般不会深究。然而，事态发展导致了问题激化，一方面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为美国花钱最多的资助机构，要在中美争端中体现政治正确性，对兼职现象采取了广泛调查。另一方面，正如从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显眼一样，中国在高质量期刊上的原创性论文发表也不显眼。
随着各种人才计划的启动，中国在高质量期刊发表量激增，发表者中自然也包括两边兼职的千人，这才引发了一些美国机构的警觉，后者又要在NIH的压力下做出点表率，导致了最近解职事件的发生。
当然，这些机构的做法问题也很多。如清华大学中国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董洁林博士指出，一些曾经担任过全职千人的华裔学者后来虽然退出了千人计划，但因为名字还留在那里也遭到了调查，蒙受了压力。
Emory大学在解雇华人学者事件中，断然关闭实验室，让年轻博士后突然失去在美工作资格，无疑也极为不妥。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解职或处罚兼职员工的机构都很低调，这恰恰说明科学无国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做出处罚的理由是违规，涉事机构也不愿意给人留下他们在刻意打击具有国际兼职行为的科学家的印象。
在探讨科技全球化的前景时，这种仍然在主导科学界行为的科学无国界的理念，仍然是对全球化最有效的推动力。诚然，在现实中科技的合作要受到国家的种种制约，核心技术也仍然会打上国家的烙印。这种理念只要仍然在主导科学家的行为，就会继续推动创造科学知识时的国际合作，以及在传播知识时的国际共享。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改变的是附着在上面的诸多利益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