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Richard Turner夫妇而言，1862年是绝望的一年。从这一年的二月开始，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染上神秘怪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相继死去。最终，他们所剩的最后一个孩子——三岁的Ann Amelia Turner——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她变得极度衰弱、无法吞咽，在痛苦中离开了人世。最初，当地医生认为这些孩子染上了白喉——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在19世纪十分常见，它确实夺走了很多孩子的生命。
但事情显得有些蹊跷：Turner家的几个孩子相继患病身亡，但和他们密切接触的其他人却都安然无恙，这可不像是传染病的表现。最终，通过对Ann Amelia遗体组织的检测，化学家Letheby终于发现了真相：这个不幸的小女孩死于砷中毒。杀死她的，是装饰在她家卧室墙上的绿色壁纸。
在19世纪的欧洲，追求时尚远比现在危险。
精致的赛璐珞发梳一受热就可能突然起火，优雅的河狸礼帽要用剧毒汞盐来加工，而迷恋明亮鲜艳的翠绿色则可能引来名为砷中毒的死神。含砷绿颜料的历史从一种名为“舍勒绿”（Scheele's Green）的物质开始。1775年，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首先在实验室里得到了它。
在加热的碳酸钠溶液里缓缓加入三氧化二砷，然后加进硫酸铜，再把产物过滤干燥，就得到了这种颜色有点像抹茶的绿色粉末，它的化学成分是铜的亚砷酸氢盐。25年后，一种更鲜艳的翠绿色颜料诞生了。它常被叫做“巴黎绿”（Pairs green），或者“翡翠绿”（emerald green），背后的化学成分是乙酸亚砷酸铜。这两种绿颜料都有很强的毒性。
按照当时的话说，“只要几格令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格令大约相当于65毫克）。
在梵高、透纳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都有这种绿颜料的身影，同时，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普及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名副其实的“维多利亚流行色”，它们被用于制作印花壁纸、人造花、包装纸和衣服，甚至还出现在食品和儿童玩具当中。《英国医学期刊》1862年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写到，穿着砷绿裙子的女士身上带着的毒物“足够把她在半打舞厅里遇到的仰慕者全部毒死”。
其实在这些颜料问世之初，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担忧。
1815年，德国化学家利奥波德•格梅林（Leopold Gmelin）就在报纸上指出，把砷颜料用于壁纸是危险的。但直到19世纪中期，这些危险才真正开始得到关注。从185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和医学期刊上都刊登出了大量中毒案例，开头Turner一家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Turner家的壁纸被大片地撕扯下来，它被孩子们拿来玩耍，并被吃进了嘴里，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况。
但即使是从不会去舔壁纸的成年人，也同样躲不过绿色幽灵的诅咒。当时的很多案例表明，只是住进贴了含砷壁纸的房间就足以让人出现头痛、喉咙痛、恶心、头晕、眼睛发炎等一系列中毒症状。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绿颜料的粉末总是会从壁纸上掉下来，形成有毒粉尘被居住者吸入。好的染料应该与纸张或布料牢固结合，但砷绿颜料却只是以粉末的形式粘在表面。这些壁纸表面会“上胶”（size），但它却往往不能起到充分的固定作用。
时间一长，壁纸上的绿色便渐渐褪去，同时房间里的各种东西都会覆盖上一层绿色的“灰尘”。除此之外，在潮湿环境和霉菌的作用下，壁纸中的砷颜料还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带着大蒜味的三甲基胂气体，它同样有可能危害健康。
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逐渐开始立法禁止含砷颜料在生活用品中的使用，但唯独在英国，禁令迟迟没有出台——这与砷矿开采和壁纸制造业的利益牵连有关。
砷绿礼服刺激皮肤，含砷壁纸令人头疼、恶心，但真正承担最大风险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它们的人。在开采、加工砷矿，以及用绿颜料装饰产品的过程中，工人们接触到的毒物剂量都远超过了消费者。即使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也可能别无选择。年轻女工Matilda Scheurer的死亡是这中间最著名的一个案例。1861年11月20日，年仅19岁的她因为慢性砷中毒痛苦地死去。
Scheurer的工作是为人造花装饰品上色，这些人造花用蜡制成的，叶片部分要用巴黎绿粉末上色——这个过程无疑扬起了很多有毒的粉尘。在去世前的18个月里，她已经因为同样的原因病倒四次。当时的报纸报道称，她呕吐着绿色的水，眼睛和手指都变成了绿色，在死前的几个小时里每过几分钟就会抽搐。
为复制大自然的美，人们选择了舍勒绿与巴黎绿，但这些颜料带来的后果却完全走向了 “清新自然”的反面。现在再来欣赏那些维多利亚风格的壁纸图案，也会感到它们美得相当讽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