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6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北京学校长助理、教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2010年起，历任重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2015年至201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问：您怎么评价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发展？
林建华回答：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举世瞩目！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期，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大学重新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尽管当时的条件差，学术研究水准也不高，但教师和学生热情高涨，刻苦学习、研究学问蔚然成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受到了市场化的冲击，这是高等教育的一个低谷期。
但紧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中央政府利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机会，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和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历史转折。从1998年至今的二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几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学的合并和扩容。
通过合并整合，很多单科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大学扩容和新校区建设，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1978年的87.5万增长到了2018年的383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48.1%，更多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是实施创建一流大学计划，提升学术竞争力。设立“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大学的发展；设立国家和学校的人才计划，大力引进优秀人才；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基础条件，提升了大学的学术竞争力。
三是增加教育投入，推进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经费保持持续增长，2012年起，教育投入的GDP占比已连续七年保持在4%以上；鼓励各学校积极探索，开展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管理体系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大学章程，推进依法办学；广泛开展国内外大学管理层交流，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提高大学的治理水平。
有时候，我们身在其中，看不到自己的成就，但当走过一段路程回头看时，就会发现我们的成就是很宏伟的。其实，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我们最早是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的反馈。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变化太大了，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代人能够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陈志文问：您亲身经历、参与了这一历程，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能否分享一些您的直观感受？
林建华回答：我在刚刚担任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院长时，与美国高校的化学系进行了比较，发现我们的差距非常大。我当时提出，希望用5-10年的时间达到美国高校的水平，大家觉得不太可能。而现在，从科研成果到教师队伍水准等各方面来看，北大化学学院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现在的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不弱于世界上任何机构。
我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论文发表数量，而是追求对某一领域的前沿课题有重大贡献，这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提高。优秀的学者首先要有自己关注的研究问题，否则就只能跟着别人走，这是没有竞争力的。高等教育必须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
陈志文问：这40年间，国家先后实施了“985”、“211”战略，您对此怎么评价，包括现在实施的“双一流”？
林建华回答：我觉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985”、“211”战略有历史性的影响，使中国高等教育上了一个台阶。现在实施中的“双一流”战略的整体设计思路非常好。但目前有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高校过于看重评价指标，开始对着指标办学。我认为，“双一流”应该强调大学的能力建设，可以用指标来评价大学的能力建设；但如果反过来，对着指标进行“双一流”建设，就完全颠倒了。
陈志文问：您觉得，整体来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和改革中，有哪些地方需要进行调整或者加以改进？
林建华回答：中国大学的发展很快，进步不小，但总体看，仍然是一种比较粗放的模式。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首先需要调整和改进的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大学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比较典型的专业教育。建国初期，为了尽快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我们借鉴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大学本科教育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一种较为适应工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但是，在专业教育模式中，高校教学的核心是专业、学科的需要，而不是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高校更加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发展关注不够。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将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未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不仅要使学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还要使他们具有更强的学习和创造意愿。因此，大学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和创造欲望。
我认为，高校应该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给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北大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比如元培学院等。
陈志文问：实际上是要让高校的关注点回到服务学生的成长上来，要撬动学生内在的发动机，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教育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搭建一个平台，提供一些辅导和指导，让学生自己成长。
林建华回答：是的。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追求的是，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找到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领域，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在这方面，北大在进步。但我最近走访了一些地方院校，发现观念上的差距非常大。在某些学校，学生大学四年的目标就是考研究生。当然，这种现象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包括社会评价、人才评判导向等等，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但大学不能埋怨任何人，因为大学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陈志文问：中国高等教育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调整和改进？
林建华回答：从我的角度来看，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大学是学术机构，学者是大学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学者就是大学。在大学里，主要的事情都是由学者去完成的，包括教书育人、学术发展等各个方面。如果没有优秀的学者，大学是做不好的。而能否聚集最优秀的学者，是成为一所杰出大学的核心条件。
优秀的学者永远是稀缺资源，高校想要吸引他们，就必须了解其诉求。我认为，对于学者来讲，其学术发展和学术生涯一定是放在首位的，这是学者最重要的利益诉求。学校应该理解学者的主要诉求，学校的行政系统一定要为学术系统提供有力的支撑，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学者的学术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
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思考怎样引导学者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学校的第一诉求是学生的培养，这与学者的主要诉求是有所偏差的，也可以说，教学并非是学者的天然选择。“重科研、轻教学”，这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教学与科研并非是对立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甚至根本就不是对立的。高校必须要利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等措施，建立激发学者教学热情的体制机制，引导他们做好教学。
因此，教师评价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难点。教学与科研的特点不同，教师的动力来源不同，要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和策略。科研是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的，并不需要学校卖力督促。在评价体系中，教师的学术水准永远都很重要，这是由大学的定位决定的。而教学则不同，院系和教师都知道教学是首要责任，但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没有人监督，也可能会流于形式，放任自流。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教学评价的研究和改革，除了要在晋升中考虑之外，年度考核也要特别加大教学的权重，使教师更加关注教学和学生，促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协调发展。
大学要找到教师的兴奋点，做出长期的、制度性的安排，要让教学与教师的学术发展紧密相连，建立好教学文化。对此，北京大学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允许学生在学部内自由选专业，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给予了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
学生的选择和流动使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压力，促使他们要求教师更加关注学生，关注教学。再比如，鼓励跨学科教育的发展，如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等，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探索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以此来调动双方的积极性。
高校的管理体系也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高校的管理者要思考，是不是能真正信任学者，是不是能给予他们责任和权利。学者就是大学，不仅仅要让老师去教书、做科研，也要让老师参与到学校管理、特别是学术管理中来。
陈志文问：这40余年，您一直在高校学习工作，后来进入了高校管理岗位，做过副校长、校长。您觉得，高校教师和管理者的区别是什么？
林建华回答：我觉得从教师到管理者，需要转变思维，从学者型思维向管理者思维转变。因为学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去评判别人。但是作为管理者，要想办法让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得到发展，不能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准。我认为，这是高校教师和管理者最大的区别。
陈志文问：学者只为自己负责，管理者是为团队负责。那么，您认为，副校长与校长的区别又是什么？
林建华回答：副校长和校长的区别也很大。相对来讲，副校长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凡是符合学校发展方向的事情，副校长要主动去思考、去做，当然也需要请示。如果大家都能积极主动地做事，一所学校的发展就会比较好。
陈志文问：您对校长这一身份是怎么理解的？您曾提到，要“做校长”而不是“当校长”，一字之差，体现出来的是意识问题。您认为，二者有什么不同？
林建华回答：大学校长是一个很复杂的职位，既要有大局观，处理的问题又很具体。国家要求大学校长要成为政治家、教育家，但可能还不够，校长还得是好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大学校长最主要的责任是引领学校的发展方向。大学校长首先是管理职务，必须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提高高校的运行质量和效率。校长最根本的职责是赋予合适的人责任和权利，并根据每所学校不同的情况做合适的事情。
校长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要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考虑问题。“做校长”意味着要把校长作为一项事业和一份担当，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位。
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为维护北大办学理念而数次请辞；竺可桢以确保学术独立为前提接受任命，后又为浙大的生存发展在西迁路上呕心沥血，这些都是“做校长”的典范。做好校长不能仅凭满腔热血，还要有独到的办学思想，以及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这些思想的艺术和能力。其实，真正做到“做校长”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现在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世界变化也很快，而大学的管理体系和教育模式显然还不是很适应。因此，中国大学校长不仅要使大学正常运行，还要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教学改革。
第二，中国大学当前所处的社会背景也异常复杂，各种利益和冲突相互纠结，社会价值体制尚在建设、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陈志文问：您觉得，做大学校长难不难？
林建华回答：其实，我想说，如果你愿意做事情、愿意思考、愿意花功夫为长远打算，大学就不难做，校长也不难做。在确定好发展方向以后，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位置和发展路径，并没有那么困难。
陈志文问：您是怎样理解大学管理的？
林建华回答：大学所涉及的人和领域很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大学内在逻辑的有关问题，这对于做好大学管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想了解一所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些表象，也就是大学的影响力，包括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前者主要体现大学对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贡献，后者主要是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在知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大学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学术支撑，也必须产生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因此，大学的影响力既来自于学校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毕业生走出校门后的贡献，其中毕业生的状况更受社会公众的关注。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核心使命。这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长远声誉最重要的来源。而学术研究对于大学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决定了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誉，也决定了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的培养基础，对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育之美就在于师生在学术前沿的共同探索。
在大学的逻辑体系中，学生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人才培养涉及学校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还涉及教师队伍、服务支撑、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因此，大学的教学改革不能只关注教学工作本身，而要将之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集全校之力，以教育改革为牵引，推进各领域的综合改革。
陈志文问：您曾历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三所高校的校长。您对这三所学校分别是怎么评价的，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林建华回答：重庆大学的特点是淳厚质朴，是一所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大学。我在重大花费的心思比较多。浙江大学的特点是雷厉风行，以“求是”为校训，是过去二十年发展最快的学校之一。在浙大做校长是比较惬意的，大家都很敬业，踏实做事。北大的特点是自由谦逊，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北大最大的特点是学者做事的愿望和潜力都很大，在北大做事一定要有方法。
陈志文问：在这三所高校，您都重点做了哪些改革？
林建华回答：我在重庆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在教师聘任机制、评价机制、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重庆大学提出了建成“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办学愿景，其关键是要有人才培养特色。重庆大学的工科比较强，而且以应用型人才培养见长。我在重庆大学做了两件事情，进一步推动工科教育改革。
一是与长安和福特两家汽车公司合作，建立了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二是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建立了带薪实习（Co-op）教育项目，即学校与社会合作的本科教育项目。与企业合作进行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想法，源于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重庆市的汽车产业比较强，除了自有的长安汽车，还有合资的长安福特，而且，与之配套的汽车配件企业比较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陈志文问：这是与重庆当地的汽车产业相结合的。
林建华回答：对。重庆大学的这一项目，依托了自身机械、电器、计算机等专业的良好基础，发挥了人才培养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优势，得到了各汽车企业的热烈响应。该项目从本科三年级学生中招收研究生，与各汽车企业联合培养，长安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研究课题，福特每年从美国选派十多位专家来重庆大学讲课。
在“2011计划”项目评审中，专家对重庆大学汽车领域研究生培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反映了“2011计划”协同创新的根本理念，重庆大学的汽车协同创新获得了国家“2011计划”的支持。当高校和企业之间人才培养合作启动之后，学术研究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展起来了。
第二个教育项目是重庆大学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共同建立的辛辛那提联合学院。
重庆大学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有选择地在一些工科领域与辛辛那提大学进行了人才培养合作，开辟了加强工科实践教学的新模式。该学院采用校企协同培养（Co-op）模式，全英文授课，引进美方先进实验设备，学制为五年。在第二学年至第四学年中，学生要在课堂学习与企业顶岗实习间交替进行，第五年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习并完成毕业设计。
这种教育模式并不是职业培训，而是让学生通过实际工作，了解社会需求，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督促学生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2018年，该项目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从学生们发给我的报告里，我看到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陈志文问：实际上是理想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动力。在浙江大学，您又做过哪些方面的改革？
林建华回答：浙大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文化氛围很好，做事比较务实扎实，潜力非常大。我在浙大的时间比较短，做的事情很少。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在浙大做了一些改革，建立“百人计划”的新机制。浙大地处杭州，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校相比，吸引人才的优势不明显。所以，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让优秀的学者们了解浙大的人才引进方案，了解他们在浙大可能获得的发展机遇。
陈志文问：您与北大的渊源很深，1977年您参加高考，入读北大。您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吗？
林建华回答：我出生在内蒙古，小学上到四年级时，学校就停课了，后来又断断续续上了三年中学，就到农场插队了。恢复高考时，我还在农场教书，听到消息后，我一边给学生辅导，一边自己准备考试。1978年我正式到北大报到，很兴奋，也很自豪。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学们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都很兴奋，求知欲特别强，如饥似渴。
陈志文问：您的专业是化学，您是怎么看待化学学科？
林建华回答：化学的专业学科训练，其实也是对思维方式的训练。化学学科的学习对于从事其它领域的工作或者研究都是有帮助的。化学不仅有理论，而且重视实践。比如，通过分析化学的学习，学生会对数据有不同的认识，意识到任何数据都是有误差的。化学注重用事实说话，促使人不断的探索、质疑、批判、创造。
陈志文问：在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有哪些学者是您所尊敬的？
林建华回答：我对老一代的学者，都非常尊敬，包括我自己的导师苏勉曾先生，还有徐光宪先生、唐有祺先生等很多位老师。老一代学者的经历比我们还要丰富，也更艰难一些。但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始终坚持在学术、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体现出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还有对下一代的关怀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
陈志文问：您曾在北大学习、工作多年，当初就任北大校长时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林建华回答：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北京大学的地位和受关注程度，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陈志文问：能否介绍一下北京大学的一些改革情况？
林建华回答：我首先想讲一下北大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布局决定了一所大学的未来。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在经过了诸多的尝试和分析后，最终采取了较为迂回的策略。
上世纪90年代北大学科建设的重点是院系调整，使北大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和完整，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进入21世纪后，我们面对传统非常强大的院系，再进行自上而下的院系学科调整是很困难的，成本会非常高，效果也不会好。当时我们判断，北京大学在学科布局上的新增长点，应当是前沿和交叉学科。
因此，在“985工程”二期中，学校提出了“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的学科建设方针。北大组建了大约二十个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引进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顶尖学者，逐渐形成了高水平的学术标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暂时回避了院系学科调整的问题。
然而，院系是学校的主体，学校的发展最终要依赖院系。在上一次院系调整后，北大各院系的规模差距很大，有些院系有多个一级学科，评价体系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院系的发展。随着时机的成熟，在“双一流”建设中，北大最终将“以院系建设为基础”纳入到了学科建设方针。我们尝试将管理下沉到每一个学院，并成立了学部，形成了“学校-学部-院系”的三级管理体系，让学部在院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做更多的工作。
陈志文问：现在，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在学校层面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林建华回答：北大在学校层面重点抓的第一个方面是医学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也是北大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潜力最大的领域。我们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更多的引入现代生物医学和数据科学的最新进展；二是，更加注重学科之间合作，与其它学科更好的交叉融合。为此，北大建立了临床医学+X的项目。
在学校层面重点建设的第二个学科领域是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向内的，学习国外的理论来研究自己。但现在要用我们的经验去研究世界各个区域，建立起中国视角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在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
陈志文问：在北大还有哪些改革，是您比较满意的？
林建华回答：在北大，我花功夫比较多的是本科教育改革。
北大很早就建立了“本科教育战略研究”小组，考察欧美教育模式，总结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分析社会的未来趋势，明确了北大本科教育的定位和目标：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推进学习制度改革，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是采取了比较稳妥的策略，先从小范围试行开始。北大实施了元培计划，也就是现在的元培学院，我是元培学院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元培学院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二年级确定专业方向；压缩专业学分，鼓励自主设计培养方案，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对学生进行全过程教学管理，实行住宿学院制，配备学业导师；组织和建设新的跨学科专业方向等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元培计划的实施，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潜力，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我们在推动元培学院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总结，提出了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思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条件成熟后最终在全校进行了推广。
陈志文问：您在北大任职时，是否遇到过困难或者挑战？
林建华回答：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找到合适的方式后，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2007年，北京大学开始尝试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目标是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刚开始时，我们想一步到位，但有很大的难度。为吸引优秀的学者，北大实行了Tenure track和年薪制，使北大的人才竞争力大幅提升，但也造成了“新老双轨”并存的局面，教师的薪酬体系很复杂，影响到了学校的整体氛围和人才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后来，我们逐步确定了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教师的聘任、薪酬和晋升体系，从局部开始，一步步地做。2014年开始，新聘人员全面实施Tenure track制度。2016年学校进行了薪酬体系调整，改善了教师待遇，并开始对老体系教师进行Tenure评估，逐步过渡到新体制。2017年人才的晋升渠道全部纳入新体制。最终，北京大学完成了人事制度改革。
陈志文问：您对北大精神有怎样的理解？
林建华回答：北大更充分地体现出了大学精神。北大最重要的精神，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另外，让我非常自豪的是，北大人还保留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这对学生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陈志文问：您觉得自己是一位标准的北大人吗？
林建华回答：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北大的。我会思考很多事，想创造很多事，有很多新的想法，想去帮助别人。
陈志文问：您曾提到，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这一观点曾引起了一些争论。从我的角度理解，这是您从个人的切身体会出发，对北大120周年的总结，您希望北大人在未来不只拥有质疑的精神，而且更关注一些建设性的问题。
林建华回答：对于这一观点，大家有各自的说法和评论。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也如此。其实，我想让大家明白，质疑是很正常的，没有质疑就发现不了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情。
十多年前，北大一位教务处长曾与我讨论，是否需要推动一下北大文化的改变，因为外界认为北大的学生有一种傲气，总是质疑别人。我说，不需要，一方面，这是北大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改变，中国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在质疑的过程中，应该去建设、去改进。我想让大家相信“确信的力量”。社会需要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正能量。如果说，对什么都不确信，每个人都不做应该做的事，社会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抱怨很容易，但真正做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很难。每个人要为这个社会、为这所学校、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到自己的极致，尽最大的努力。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的主题就是“守正创新、引领未来”，从“成就、反思、未来”三个维度，与大家共同探讨目前高等教育有哪些问题，以及对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有哪些建议。
陈志文问：读到您的这一观点，我特别尊敬您。这其实是北大的基因，有不足的地方，但更有可贵的地方。
林建华回答：谢谢！我离职演讲的题目是《永远的北大》。我希望，北大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追求。
陈志文问：接下来，您将更关注哪些领域？有怎样的计划？
林建华回答：我从管理岗位退下来以后，成立了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提出了四个理念：一是问题导向，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中面临的重要的瓶颈和问题；二是知行合一，希望能对教育有所帮助，推动教育的进步；三是推动学科融合，我们希望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学，也包括管理学等其它学科；四是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文问：您曾提出了“伟大的大学”，您认为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林建华回答：“伟大的大学”不是强调数据，而是强调品格和精神，强调责任和担当。这对于大学来讲，可能是一条很寂寞的道路。真正的一流大学，首先应该是伟大的，而不应该陷入到功利化的追求中。
陈志文问：您觉得，北大是否可以被称为是“伟大的大学”？
林建华回答：北大原本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我们要让它更伟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