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同性婚姻专门法，相同性别的两人可以到户政单位办理结婚登记，这意味着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全球第27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对于同志平权运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陆地区不断曝出同志因性取向遭到周围排挤、歧视甚至是攻击的事件。据搜狐新闻报道，4月27日，浙江一同性恋公务员因不堪忍受领导排挤、家人的不理解而选择自杀。
幸运的是，他最后被抢救了回来。“你们爱我们吗？你们能否接受我们的不一样？”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吴维对家乡的官方微博喊道。
4月27日凌晨，30岁的吴维一夜没睡，通过微博发布名为《一位同性恋研究生的死前绝笔》的文章，随后，他服下十几颗安眠药，烧炭，自杀。吴维的绝笔书分为《怨书》《遗书》两部分。
《怨书》讲述他在浙江某镇政府工作期间，因同性恋身份和研究同性恋而在工作中遭受的排挤和不公待遇，《遗书》则讲述了他从事同性恋研究的相关资料被家人发现后，家人对他同志身份的抗拒和辱骂。吴维的文章得到大量网友关注，他被及时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后期将通过官方发布。
吴维的硕士研究选题是男同性恋的交友模式，毕业论文题目是《隐匿与显现：J市男同性恋者社会互动研究》。他与导师联合署名的论文《交往方式与择偶标准——一项基于J市男同性恋者的实证研究》发表于2014年第6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认准就做了。”在给父母的绝笔书中，他写道：“您们不知道，自我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为同性恋后，经常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或是对我狠狠诮薄一番。”
吴维2015年获得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在求职时，他的毕业论文选题不仅不是加分项，而且似乎是个阻碍。“在高校人才网上看到这里的招聘，我就投了简历，再面试然后就录取。来这里工作后，我也听到别人说，最开始他们因为我毕业论文是研究同性恋的，特别不想要我，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就录取了我。”
入职后，吴维没有选择出柜。“有同事问过我是不是同性恋，我说是又怎么样，有时候一笑而过。我也不想骗别人，但是我又不敢说，很纠结——跟他们说了，他们会把这个事情放大，有些人认为是变态，有些人觉得恶心。”
吴维描述的职场遭遇令人触目惊心。领导们从他研究同性恋推断他“也是个不正常的人”，广泛传播他研究同性恋的“怪闻”，且不顾场合，未征求吴维的意愿，不尊重吴维的感受。
在一个同性恋身份还负载着严重污名的社会环境下，当人们普遍认定“研究同性恋的人本身也是同性恋”的时候，领导们对吴维所从事研究的评论并不是中性的事实陈述，而是对他同性恋身份的宣扬，且饱含嘲讽与敌意。在领导的言论中，吴维的身份已经从一个“传奇”的研究者，变成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同性恋者，一个潜在的男公关与HIV感染者。
附加在吴维身上的是一系列淫乱、不洁、病态的刻板印象，这其中不仅仅是对同性恋的污名，还涉及对性工作者与HIV感染者的污名。
值得注意的是，是领导，而不是一般的同事，才会对吴维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下，在一些等级关系分明、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体制”内，与领导的关系不仅会影响日常工作，还会对个人形象、同事交往、薪资待遇、职业发展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
领导的评判因为倚仗权力而更加难以辩驳，且对集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与整体氛围有决定性影响。当吴维在工作中“顶撞”领导后，性倾向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报复和打压的把柄。来自领导的恐同言论会强化单位的异性恋规范，让非异性恋的身份与话语更加被排斥。
吴维在单位的“被出柜”，以及领导的“挑拨”、“打压”，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在这四年里，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始终都逃脱不了他人在背后对我的指指点点。……无论是说话还是走路，别的同事都故意避着我，生怕我身体里那股恶心的味道沾染到他们身上；还有同事把他们那幢楼男厕门背面的同性恋交友信息也归咎于我的杰作，并加以广泛宣扬。”
与性倾向相互影响的，还有体制内的森严等级与悬殊待遇，吴维在《怨书》的最后部分重点讲述了在职业发展上遭受的不公对待。不论是在性的等级秩序，还是在体制的等级结构中，吴维都感到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因此，尽管他在工作上“出了名的认真”，费尽心思经营人际关系，都于事无补。工作上的绝望，加之家庭的不接纳，最终对吴维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对于吴维来说，一切变故都是从他硕士期间选择研究同性恋开始的。但是，吴维从未在职场正式公开同志身份，仅仅因为从事同性恋研究，就已经足以导致环环相扣的后果。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Janice Irvine曾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调查了美国社会学会性研究分会的研究者。问卷中与职场经历相关的问题包括：“你是否因为从事性研究，而遭遇过如下经历？
请选择：挖苦的评论、让人不舒服的玩笑、让人舒服的玩笑、对你性身份的假设、对你性行为的假设、对你个人声誉的伤害、对你职业声誉的伤害、其他。”“这些经历来自哪儿？请选择：朋友、家人、同事、管理人员、其他。”“这些经历如何影响到你？”
Irvine收到了156份有效问卷。
统计显示，许多研究者认为在他们的同事眼中，性研究不具备学术的正当性，许多研究者经历过被贬低、被开玩笑、被禁声，因而感到被边缘化与污名化。有代表性的评论包括：“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性研究，这让我谈起自己的研究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很多人觉得我的研究不是一个可靠的博士研究选题或社会科学话题，人们往往好奇为啥有人会‘浪费时间’去研究性。”“在我所在的大学甚至没人会谈论性研究，他们似乎觉得这是丢脸的。
”
开玩笑也是一种让研究者感到被边缘化的行为。嘲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软性的压制”，产生污名。许多研究者经历过舒服的玩笑，更多则是不舒服的玩笑，开玩笑的语境很关键。“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取笑是好意的，可以接受。”“来自同事的挖苦很难应对，因为那感觉像是我对性研究的工作和热情是不正当的。
”一些研究者感觉被开玩笑是一种“轻微的侮辱”（microinsult），“我的同事开这类玩笑，发表这类言论，后来我离开了那个系。”
这些被边缘化的体验通常会带来负面影响。18%的研究者认为由性研究导致的经历让自己的职业声誉受到伤害，14%认为个人声誉受到伤害。一些研究者变得谨慎而戒备，一些研究者被建议要么离开这一研究领域，要么所有遮掩。“在我获得终身教职之前那些年，我被建议强调自己的研究中与性无关的那些方面，不要在标题中使用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这种很具体的词语。”
最终，有的研究者长期得不到晋升，有的研究者犹豫是否转向其他更加“安全”、传统的研究领域，有的研究者已经放弃性研究，转向其他社会学领域。Irvine的研究还发现，因为研究选题，研究者会被同事“性化”（sexualization），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对研究者的性的身份、欲望与实践做出一些假设。被调查的72%的研究者曾被他人假设性身份，46%曾被他人假设性行为。
“当我谈论我的研究的时候，我立即被视为一个同性恋。”“我总能听到人们如何根据我的研究来假定我的性倾向。”“我有时不愿把自己视为一个‘性学者’，因为许多同事直接对我的性倾向下结论，并对我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本身是同性恋，又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的研究常常被轻视，或仅仅被视为一种“倡导”（advocacy）。个人身份与学术研究的紧密关联还会被认为缺乏客观性，过于有倾向性。
一位接受调查的青年学者说：“我一直对自己的研究和别人对我的假设感到紧张。我的导师就是一个做性少数研究的性少数学者，她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我亲眼看到了她的遭遇，这一直困扰着我。”另一些研究者本身不是同性恋，却因为从事相关研究而被认定为同性恋。“我是异性恋，但因为研究关注性少数群体，我总被人认定为性少数。
这把我置于一个不舒服的处境：如果告诉他们我是直人，我担心人们觉得我故意跟性少数拉开距离；如果不说，又可能会被认为违背研究伦理。”可见，不管研究者是哪种性身份，都会被以不同方式“性化”，而污名对那些身为性少数的研究者产生的后果往往更为严重。正是因为研究者们所从事的性的学术研究负载着污名，Irvine将其比喻为“另一种性工作”（the other sex work）。
在中国，同性恋在职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研究，都鲜有触及。李银河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同性恋亚文化》对揭示中国同性恋的生存状况具有开创性意义，呈现出同性恋的感情生活、性生活、婚姻生活与社会交往，遗憾的是未涉及同性恋的职场经验。二十多年过去，学界至今仍缺乏对中国同性恋职场经验的系统研究。
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涉及职场经验。研究主要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参与调查的性少数样本为18088人。调查显示，性少数在职场公开身份的比例非常低。74.9%的受访性少数在职场完全没有公开身份，19.7%部分公开，5.4%完全公开。
在制度环境方面，仅有不到5%的受访者确认其所在单位在职业培训中包含有关性少数群体的知识，不到10%的受访者确认有关于性少数反歧视的明文规定。其中，“政府部门或政府背景组织机构在员工培训和内部规章建设制度方面很少涉及性少数群体，比例远低于其他行业，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和政府背景组织机构十分缺乏多元性别平等意识。
”报告建议政府官员以及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应提升多元性别平等意识，立法部门应加快反歧视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这份调查报告展示出中国性少数生存状况的宏观样貌，但性少数样本中，79.8%来自城市，只有16%的样本像吴维一样来自县城或镇，统计数据难以呈现不同情境下，尤其是不同职场环境中同志的复杂生命经验。此外，定量研究难以呈现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以及个体经验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
相比而言，西方学术界在职场与性倾向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在2015年出版的《工作中的性倾向：当代议题与视角》中，两位主编梳理了西方在职场与性取向领域的研究脉络。第一波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职场对同性恋员工的歧视，让人们注意到组织机构中性倾向议题的重要性。到上世纪90年代，第二波研究反映出影响性少数群体的更广泛的职场议题。
研究揭示出更多行业中对性少数员工的歧视问题，例如私营企业、警察机关、军队、地方政府、教育界。这一时期的一个研究焦点是性少数员工如何在职场中建构与管理性身份。例如，有些性少数员工通过提供错误信息来掩人耳目，冒充异性恋；有的尽可能少地透露个人信息，避免人们注意到私生活；还有的选择在职场出柜。不管采用哪种身份管理策略，性少数员工都需要考量透露什么信息，对谁透露，怎样透露，何时透露。
第三波研究大约从过去十几年开始，聚焦于组织机构如何应对职场的多元性别议题。与此同时，第一波、第二波的研究议题被继续发展，理论视角更加多样。例如，一些研究更加注重性身份与阶级、种族、年龄、残障等其他因素的交叉性影响，一些研究以酷儿理论视角来研究特定职场情境如何影响性少数员工遵从或抵抗异性恋规范。西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揭示出，性倾向与职场是相互影响的。
一方面，职场会形塑性倾向如何被理解，被体验；另一方面，通过性倾向在工作中的意义建构，职场被性化。在《工作中的性倾向：当代议题与视角》一书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考察了许多行业的性倾向议题，涉及法院、学校、军队、警察部门、航空部门……正如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等组织在2014年国际反恐同日发起的行动口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同志”。
这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其实不同行业的性少数一直是纷繁世界的真实存在，只是无所不在的异性恋规范遮蔽了我们的眼睛、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屏蔽了边缘的声音。
“能否接受我们的不一样？”我之所以在本文大篇幅地引述吴维的陈述，是因为我相信吴维的个案是重要的，他沉痛的叙述难得地揭示出一名在镇政府工作的同志的生命经验。
只有正视这些在主流社会被隐匿的边缘经验，才有可能反思异性恋中心的职场环境对同志造成的不公，营造更为多元、友善、公正的职场环境。“吴维”式的经历与抗争，也显示出同志运动对于不同个体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不少活跃的同志运动参与者将推动社会改变的行动方式简约为“出柜”，似乎只有出柜才是有良好身份认同的、内心强大的、对同志运动有所贡献的。
这种“出柜”话语无形中将未出柜的同志塑造成怯懦的、缺乏自我认同的形象，在“出柜同志”与“未出柜同志”之间建构出等级差异。而实际上，出柜对于不同社会位置中的同志而言风险不同。在县城“体制”内出柜可能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并不是内心足够强大、“勇敢做自己”，就可以反转权力关系、避免受到伤害，尤其当制度与权力为恐同背书。
尽管吴维曾经选择自杀，但他展现出研究者挑战研究禁忌的勇气，以及以学术研究推动社会改变的决心令人感佩。正如他的微博“@吴维正能量”签名所言：“社会学人使命：心忧天下，敢于为公平而呼！”尽管同性恋研究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如此深重的负面影响，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研究，不管是在职场失意时，还是自杀未遂后。“妈妈整理房间时，在一个柜子顶上发现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书籍、调查问卷。
此前，父母从来没发现过我是同志，或者研究同志的事情。当天我回到家，屋里有烧纸的味儿，是我的问卷和书烧了，电脑砸烂在地上。……2013年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我做了关于同性恋交友的研究，后来一直在持续做这个课题，现在已经写了15万字。……我要坚持把没完成的书写成，如果可以，还想读个博士。
”只有当我们的社会真的不再恐惧同志，并不再因为他们的身份而不公平对待，了解同志也可以健康和快乐生活，才是同志丢掉恐惧，同志研究者去污名化之时。“你们爱我们吗？你们能否接受我们的不一样？爱就要大声说出来，我想倾听你们的声音！”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吴维在微博对家乡的官微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