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那么多钱建博物馆、囤积大量藏品,图的究竟是啥?
我在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最后一只北美旅鸽玛莎(Martha the Passenger Pigeon)。她生前曾经生活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此地,一睹“最后一只旅鸽”的芳容。旅鸽曾经遍布北美各地,但因为人类的残忍猎杀而灭绝,1914年,玛莎也在动物园里死去。
史密森尼接收了玛莎的遗体标本,在馆藏人员的重建与护理下呈现出生前的模样,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提醒着人们一个物种的逝去。
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我对博物馆的深刻记忆有两面:一面是恢弘的大厅、回廊一样的展馆、琳琅满目的展品,展示着自然和历史的稀有、壮丽与丰富;而另一面则并不那么具有冲击力——冰冷的档案柜挤满了巨大的仓库,空调的温度让人打寒战,在档案柜之间,时不时能见到几个研究者,对着几个福尔马林瓶子琢磨一下午。而后者,可能才是博物馆的主体。
我曾经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工作。整个博物馆有超过八千万件各类动植物标本和相关的档案以及艺术品,展品还不到整个藏品的百分之一。我的导师阿尔伯托·齐里(Alberto Zilli)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昆虫学家,在鳞翅目藏品库工作,主攻的领域是夜蛾科(Noctuidae)。
他每天的日常,就是逡巡在档案柜之间,整理、记录各类古旧的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17世纪,博物馆从达官贵人的私人珍宝和收藏领域走出来,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牛津大学的 Ashmolean 博物馆成为了第一座向公众开放、对公众进行展示和教育的机构。随后,大英博物馆,乃至欧陆的一众博物馆,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与此同时,大学的博物馆则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机构,从一开始的自然博物学家(naturalist),到后来逐渐细分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他们利用博物馆丰富的藏品进行研究,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
2012年,一群鱼类科学家利用DNA编码技术,对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加勒比海鱼类标本进行了一次十分彻底的系统性研究,起初是想要更好地理解加勒比地区的生态状况和物种分布。结果,在这三千多个标本、总计500多个物种之间,科学家发现,有好几种看起来外观截然不同、分布地域也十分迥异的鱼,居然有着相同的DNA!
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美国最大的自然历史研究机构,自然也有着冠绝全球的藏品数目(1亿5千万!)和庞大的研究团队(接近500名全职科学家),以及遍布各地的藏品仓库、数据库、最先进的实验室等等。当然,也有相当丰厚的研究资金。
博物馆里不仅仅有自然,也有“人”。在史密森尼、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这样的综合性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相当多人类学家在工作;而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皮特·里弗斯人类学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 of Anthropology)甚至共享一处馆藏地址。一个藏品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眼里,有着别样的意义;而不同领域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也能揭示人和自然的相处之道。
现在,史密森尼的人类学家正在和墨西哥当地的原住民祖尼人(Zuni)合作,想要解开19世纪发现的一些陶罐上的神秘符号,这或许可以揭示历史上这个族群对于自然的理解,甚至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对我们当下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