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和2014年，Debbie Mitchell经历了两场艰难的生产。生儿育女的结果是，Mitchell和美国不少处于事业早期阶段的女科学家一样，缺乏产后支持。许多初为人母的女性都认为这点让人难以忍受。在丹佛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期间，Mitchell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在开始合同期为一年的教职前，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两个职位都没有明确的产假政策。
因此，当Mitchell育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时，她只能坚持工作，否则将要面临失去工作以及医疗保险的境地。她说她当时天真地以为在生产过后几周就可以回去工作，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因为美国是少数没有国家性带薪产假政策的高收入国家之一。她说：“但这是大学的问题，大学并没有针对研究生或合同工的产假做出规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仅三周，Mitchell就回到了工作中。
但那些处于事业早期的妈妈们的常见问题正等着她——没有为泵奶而专门设置的房间。一天，她一个人躲在实验室的角落里，边泵奶边啜泣。现在已是丹佛大学化学家的Mitchell回忆道：“当时我特别需要这样的房间，而且这件事其实挺好解决的。但是没有相关规定，我也没有做好准备和别人倾诉或是为自己争取权益。”一名发言人证实，该校并不为研究生或合同工提供带薪产假。不过，Mitchell的大学并非孤例。
针对研究生、博士后或合同工的产假，许多美国大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这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没有提供参考依据，也没有联邦法律规定要为这类工作者提供相应的保障。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学家Abigail Stewart表示，对于各位母亲而言，“在国家层面我们什么都没有，缺少系统的保障。
” Stewart是An Inclusive Academy: Achieving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2018) 一书的合著者。为人母最令人身心紧绷的阶段（妊娠，生产，产后恢复，哺乳）常常和女性研究者最关键的职业上升期（从研究生毕业到独立进行研究的头几年）冲突。和男性科学家相比，初为人母的窗口期将许多女科学家置于不利的位置，而这种生理差异是无法消除的。
接受《自然》采访的女科学家认为，美国政府和大学应该为科学家妈妈们提供更有力的政策和保障系统，减少她们在职场上劣势。纵观全美大学，为母亲们提供的福利（如带薪产假，泵奶室，校园免费托儿所，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参差不齐，同校系与系之间的差异也颇大，这就导致了七零八碎的政策的出现。有些学校甚至根本没有福利政策。许多学术会议也没有为处于哺乳期的女科学家提供她们所需的基本设施。
其他高收入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日本为女性提供2个月的减薪产假，新生儿的父母最多可以请1年的育儿假。在瑞典，在孩子8岁以前，父母二人加起来一共可以请16个月的带薪假。而美国只有《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MLA），该法案为满足条件的员工提供3个月的无薪假，但要求雇主在这段期间为休假的雇员提供医疗保障。
虽然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分别赋予了母亲在校园里哺乳，以及不因怀孕而受歧视的权利，但是都缺乏保证其实施的利器。二者都要求已经不堪重负的母亲通过起诉雇主或提出申诉的方式主张权益。Stewart 表示：“学术系统是男性设计的，是为男性服务的。
学术系统缺乏对女性需求的体察。”她注意到，许多大学现在为生产、刚刚领养孩子或是作为新生儿主要照顾者的女性教员提供带薪假，并减免了她们的教学任务。美国的女性科学家在为人母初期面临着诸多挑战 | Drazen_Stewart表示，虽然她所在的大学为博士后、教员以及有薪研究生提供带薪产假，但是许多其他大学并没有类似的政策。她说：“相关政策只适用于PI，因此这个问题很严重。
”处于事业早期的研究者，如研究生和博士后要自己搞清楚学校和系所的相关产假规定，以及产假是否会影响自身收入以及医保。学校是否提供托儿所，是否有专门的哺乳室也要调查清楚。一些科学家母亲建议做好和上司单独商议产假以及回归后的事宜的安排，也要做好在一段时期里工作效率降低的准备，这样大家都能做到事先心中有数。产假的代价有些研究生根本没有产假，有些可以休3个月带薪假。
许多女科学家会休2-3个月的产假（有时无薪），然后再回来兼职或全职工作。做了妈妈的研究者们认为，大学针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的产假规定必须公开透明。包括Mitchell在内的不少美国研究者表示，她们是在怀孕之后才了解到学校的政策的，有时是通过和导师闲聊得知，而导师又对具体规定并不十分熟悉。演化生物学家April Wright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已有8个月的身孕。
和许多没有被列为大学雇员的美国研究生一样，她没有资格享受FMLA保障的产假。她打算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开始博士后研究之前给自己放无薪产假。但是在这3个月里，她要为自己和孩子支付2100美元的医保。该校发言人表示，有需要的话，现在在无薪产假期间，德州大学的研究生可以申请至多12周的医保和生活经济补助。少数大学也开始实行为全体博士生提供带薪产假的政策。
2015年，当Caitlin MacKenzie还是波士顿大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她成为第一批享受学校8周带薪产假的学生。作为大学相关政策并不统一的例证，波士顿大学的教员可以享受6周的带薪产假，不过他们倒是可以享受6个月的带薪病假以及其他相关福利。MacKenzie现在是缅因大学的博士后，她说相关政策让她有信心和导师讨论产假的问题，并让她相信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受到了尊重。
从2008年开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化学系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带薪产假。生母可以得到6周的带薪假，而新晋父母，不管是生母生父，还是养父母都可以额外享受6周的带薪假。该校化学家Robert Hamers指出，该校校友基金会支持带薪假，一位母亲12周的带薪产假的花费大概是1万美元。在这项政策正式出台时，Hamers是该校化学系主任。他说：“我们不希望女学生或女博士后因为生育问题而被迫离开学校。
”他还说，让博士生完成学业是一件具有经济效益的事。相比之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博士研究生Shakira Quiñones却能享受一整年的带薪产假，并可以同时将博士学位相关截止日期推迟一年。她说，如果美国的大学系统能够学一学斯洛文尼亚的文化传统和与产假相关的福利政策，那将是件好事，“所有大学都应该让生了孩子的学生休一年假。
”由于缺乏正式的长假规定，许多处于事业早期的美国研究者必须自己捣鼓产假方案。海洋生物学家Jacqueline Padilla Gamiño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末期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在最初6周的带薪假休完后，她问两位导师是否能支付部分薪水，让她能够在家完成2个小项目和2篇论文。后来她就在无薪的情况下照顾孩子，直到找到新的工作。
Padilla Gamiño说：“两位女性导师在我人生最脆弱的阶段给予了我信任。”产假时的研究成为了她事业的跳板，帮她拿下了目前在华盛顿大学的终身职位。科研产出的压力涉及产假和科研经费申请时，一些美国研究者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当Wright在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做终身研究员的第一年末，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可是她的联邦-州联合资助并不能因为她的生产而暂停。
如果她选择休3个月的产假，那么就会失去剩余的资助，并因此不会有科研产出。因此，她选择把剩下的资助项目做完。在儿子出生10天后，她通过远程的方式继续工作，实验室的研究则让2个实验室研究员负责监管。她说，更多的研究资助应当提供无代价的延期，这样PI可以把第一个资助周期里没有花完的钱用在下一年里。美国最常见的资助——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R01资助就包含无代价延期的措施。
NIH的院外研究处（NIH Office of Extramural Research）表示，不论学校的政策如何，许多受NIH资助的博士后每年都能享受2个月的带薪产假。它还补充道：“NIH正在研究其他鼓励女生物医学研究者留在学术界的计划和政策。”但是Stewart认为，美国联邦资助机构还可以做得更好，她指出，许多教员想要支持研究生和博士后休产假，但是却由于科研产出和经费申请的压力而感到束手束脚。
她说，资助机构可以和大学分摊实验室成员产假的费用，并为有休产假的研究者的实验室放松科研效率评估标准。Stewart说，无代价延期政策并不能弥补PI、博士后或是研究生因为要休产假而损失的科研效率，“因为生孩子而导致科研效率下降是情理之中之事，但是在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得到认可。
”她主张提供更多的补偿性资助机制，如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提供的“主要照顾者补充技术援助”（Primary Caregiver Technical Assistance Supplements）。该资助让PI可以在博士后休产假期间雇佣一名技术员。Stewart说，职称和研究资助评估也要切实接受因为产假而降低的科研效率。
即使有权享受世界上最为慷慨的产假政策，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Laurie Tomlinson也不想在女儿出生的时候休一年的产假，“我不想让自己远离学术圈，所有能让我保持工作效率的支持我都有。”这些支持包括资助延期，雇佣一名研究助理来完成实验项目，一名同事帮她带学生和监督论文进展。
Tomlinson说，美国大学可以为休完产假复岗的教员减少教学任务，为她们提供育儿补助或者托儿服务，或提供小笔资助来帮助她们进行过渡。泵奶隐私不过，休完产假回来，却还需要哺乳的研究者还面临着其他考验。对于那些需要和别人共享办公室的博士和博士后来说，缺乏泵奶的隐私空间会给她们造成压力。
在孩子6个月大以前，为了给新生儿提供源源不断的奶源，以及为了母亲自身的健康，母亲需要每隔2-4个小时就泵奶一次，每次耗时20-40分钟。妈妈们说，哺乳室需要上锁，还要有“请勿打扰”的标志，因为敲门声会影响泌乳。受到惊扰，或者不能按需泵奶的话，乳管可能会堵塞，这可能会让泵奶时间变长，甚至会导致乳腺炎——一种令人痛苦的乳腺感染。许多老式的美国研究所大楼里并没有哺乳室。
MacKenzie说，在没有隐私的房间里泵奶是新手妈妈最为煎熬的经历。她和Mitchell都说，大楼管理者应该改造壁橱空间，把它变成哺乳室。丹尼森大学的生态学家Sarah Supp认为最理想的哺乳室应该有宽敞的空间，可以调暗的灯光，舒服的凳子，靠近插座的桌子，记号笔，冰箱或冷柜（存储母乳），水槽，毛巾或餐巾纸，还有垃圾箱。
Supp还补充道，科学家妈妈们应该在求职面试或在其他学校举行讲座的时候明确提出哺乳室的要求，“有话直说，保护好你自己的时间和你的舒适感。”拖儿带女对于处于职业早期的新手妈妈来说，带着儿女出行是另一件麻烦事儿。但是想要在职业生涯上有所作为的话，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研究者在社交网络上讨论了缺乏家庭友好型政策的问题。
在2018年10月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ASTRO)的年会上，放射肿瘤学家Emma Holliday本打算在会议上展示一个海报。但是当背着儿子的她来到会场时，她忍不住发推特吐槽：“最后一刻找不到托儿所，只能把我6个月大的儿子带来大会注册#ASTRO18。但是不幸被保镖拦住了，不让我们进去。好衰。
”她的推文收到了不少女科学家同情和力挺的留言，她们对Holliday不能展示自己的研究一事表示愤慨。ASTRO 的发言人Jeff White也注意到了这条推文，他找到了Holliday并想做出补偿。Holliday（就职于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错过了海报展示，所以White为她另做了安排，让她第二天过来，并发推特公布了这个新的日程。
ASTRO的首席执行官Laura Thevenot表示，ASTRO年会从2011年开始提供哺乳室，去年也曾尝试为与会者提供现场托儿服务，但是申请者不多。她说2019年将尝试其他方案，包括向与会者提供附近托儿所，或是能提供托儿服务的宾馆的信息。
她说：“我们正在寻找灵活应变的方法，包括为Holliday这样因为有‘18岁以下禁入’的规定而被拒之门外的研究者网开一面，并为婴儿监护人提供可以向别人托管婴儿的免费公共区域。”许多科学家妈妈表示，会议组织者要提前在会议网站上公布类似的家庭友好型措施，这样妈妈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如果看不到这些信息，她们可能就不会参会，这就使她们丧失了和同事交流，发展人脉的宝贵机会。
一些大学和学会也会在会议期间为托儿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这可以部分减轻与会者带着婴儿出行、在会场或家里托儿的开销。Stewart表示，研究生和博士后父母需要有保障的产假和连续的医保福利，以及学位答辩和资助延期的机会，并且需要大家改变对于这些有育儿职责的研究者父母的态度。美国的博士后和研究生可以在https://thepregnantscholar.org 网站上搜寻妊娠和哺乳相关信息。
Stewart说，大学校园也要考虑实施更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比如为所有有需要的科学家提供兼职工作的机会，或是有补助的校内托儿服务。她说：“当然在没有国家性政策的情况下，要求大学做这做那有些强人所难。”她认为大学应该就此游说美国国会。但是她也建议大学对相关政策进行财务分析。密歇根大学就曾对教员的产假对30年职业生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这是一项成本合理的扶持女性政策。
在伦敦，Tomlinson也看到这些政策产生了类似的长期回报，“我们的科研机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等待的承诺。如果你在女性职业生涯早期为她们提供支持，假以时日，她们便会涌泉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