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造假已经成为学术造假中的一种新趋势：一名西班牙学者和不存在的合作者共同发表了 6 篇论文，还有知名科学家一年内三次遭遇冒用名字。从履历上看，哈维尔·格朗德（Javier Grande）是个不错的科学家：他就职于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CSIC）的下属机构，研究野生鸟类携带的病原体，三年间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6篇论文。直到某一天，他参与的一项研究出了问题。
同事们在核查异常数据的时候发现了疑问，于是向 CSIC 伦理委员会报告了情况。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格朗德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格朗德署名的论文都有一位固定合作者，赫苏斯·安吉尔·莱姆斯（Jesús Ángel Lemus）。莱姆斯最初学习兽医学，后来从事野外生物研究，2010 年博士毕业后在 CSIC 下属机构做博士后。一个同事告诉西班牙《国家报》：“莱姆斯效率很高。
你给他一些鸟的样本，让他分析里面的病原体或者抗生素，他总能准时完成工作，最棒的是他总能得出能发表的结果。”问题是，这些结果有时候好得不正常。当合作伙伴要求莱姆斯提供样本或原始数据，他总是再三推脱。到 2011 年，同事们终于忍无可忍，决定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那时，莱姆斯发现巴塞罗那的鹦鹉中有一半都携带了鹦鹉热衣原体，这种病菌可以感染人类。
同事们再次要求核查数据，并给他提供了经过调包的样本：来自疫区的血浆被标记成了未感染区域，反之亦然。莱姆斯果然中计，没有发现样本的异常。与此同时，他们将样本送往另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进行分析，没有发现莱姆斯的结果。接下来，同事们联系了其他与莱姆斯有合作关系的机构和科学家，其中一位始终联系不上，那就是哈维尔·格朗德。几篇发表在 PLoS One 的论文显示，格朗德曾经为莱姆斯分析样本中的病原体或抗生素。
既然格朗德不存在，而分析结果又总是如此完美而且无法重复，那么真相只有一个——莱姆斯编造了数据，还“创造”了格朗德。经过全面的调查，莱姆斯一共被撤稿 13 篇，其中有格朗德共同署名的有 6 篇，成为西班牙轰动一时的科研丑闻。莱姆斯事件体现了学术造假中的一个新趋势：署名造假。
在今年 3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法律与科学技术研究教授马里奥·班乔利（Mario Biagioli）对这种趋势进行了分析。班乔利指出，署名造假的策略至少有两种。一种做法是编造一个不存在的作者，这样做的风险是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可能会对陌生的名字感到怀疑。
在前文的事件中，格朗德虽然不存在，但这个名字不完全是凭空编造的。莱姆斯有个老同学，名叫哈维尔·格朗德·奥提兹（Javier Grande Ortiz）。班乔利推测，莱姆斯可能认为这个名字能让当地学术团体觉得不那么陌生。至于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就不好说了。奥提兹在马德里经营一家兽医诊所，和学术界毫无关联。
调查人员曾经找到他，问他是否参与了莱姆斯的研究，他还以为这是个玩笑——从兽医学院毕业后，两人已经有 15 年没联系了。另一种做法是把真实存在、却没有合作关系的科学家列为共同作者。这样做的风险是万一编辑试图和他们联系，或者论文发表后被他们的同事甚至本人读到，造假行径就会败露。2016 年，某个运筹学领域的重要期刊收到一份投稿，通讯作者是一位来自荷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邮箱却不是他所在机构的邮箱。
接下来，在提交论文修改稿的时候，作者们要求更改署名和通讯作者——四名作者全部来自伊朗，荷兰学者的名字消失了。这个操作引起了编辑的怀疑，他们联系了这位荷兰学者，对方表示这是他最近一年内第三次遇到这种情况。论文的署名和排序可不是小事，它体现了科学家对一项研究工作的参与度，那为什么有人会把论文署名权送给不相干的人呢？班乔利认为，署名造假背后的动机可能有三种。首先，为了避免显得过于高产。
和正常的科研流程相比，灌水研究的效率可要高太多了。通过编造一些共同作者，假装这是团队合作的成果，造假者就能让自己发论文的频率显得正常一点。其次，为了让论文分工更加合理。如果某一类实验的结果是编造的，并且它显然不是造假者擅长的方向，就可能会被算在某个不存在的共同作者头上。最后，为了和知名机构（或科学家）攀上关系，班乔利认为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动机。
知名机构或学者的名字发挥着某种“品牌效应”，通过虚假的合作关系，造假者虽然稀释了自己的贡献，却能让论文更容易得到期刊编辑或读者的关注，进而在未来带来更多的曝光。这一趋势在高发文数和高引用数的领域更加显著，例如化学。当造假丑闻败露，被挂名的作者们自然不需要承担责任，无论是不是真人。比如有时候，一些科学家会同意为研究生的论文挂名担任资深作者，哪怕他们对研究没有实质贡献，这也是署名造假的一种形式。
班乔利告诉“撤稿观察”：“（当出现造假丑闻的时候）挂名论文的资深作者们通常会宣称，自己的挂名是无害的。他们和这个低质量的研究没有关系，只是出于慷慨而同意署名，而不是想要占有自己没有贡献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不存在的格朗德还有另一位固定合作者，吉耶莫·布朗科（Guillermo Blanco），莱姆斯的导师。格朗德署名的文章出现在 2006 年到 2009 年，也就是莱姆斯读博期间。
有一篇论文的署名甚至只有三个人：莱姆斯、格朗德和主要作者布朗科。班乔利指出，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莱姆斯显然在暗示，哈维尔·格朗德的挂名是由另一个更加资深的挂名作者所创造的，这很可能不仅是出于推脱责任”。
针对莱姆斯事件，西班牙多尼亚那生物研究所（Estación Biológica de Doñana）的科学家米格·德利贝斯（Miguel Delibes）认为，当今科学的合作模式导致了学术欺诈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他告诉《国家报》：“科学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所有的作者都要对文章负责任，但是现在的一些论文能有三十多个署名，大家互相之间只通过邮件联系。
”而班乔利认为，或许是学术界的发展动态推动了这一趋势：随着科研全球化的发展，科研社区不断扩大，但是许多科学家没有机会跟随拥有国际声誉的导师或 PI；与此同时，科学家被期望在高影响因子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以满足基于影响因子的论文发表要求。要想遏止这种趋势其实也很简单。班乔利说：“只要一点点改变就能做到。
期刊编辑可以通过机构邮箱联系所有的共同作者（无论是不是通讯作者），并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在这篇论文上署名。在我谈到的所有案例中，这个简单的步骤很可能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使用 ORCID 识别也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