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弗莱克斯纳，及1920年洛克菲勒大学的校园一角，下图为现在的弗莱克斯纳大楼。图源：洛克菲勒大学
在1904年和1905年之交的冬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如幽灵般在纽约城游荡，造成了4000人染病、3000多人被夺走生命的恐怖局面。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熟知此病，早在1893年，他还在马里兰时，便曾奉命调查此病。它是由细菌引起的——脑膜炎球菌（Micrococcus meningitidis）。
1905年春天，当再次接到政府部门的命令时，他已经洞悉这种细菌，能够毫无好困难地分离并进行体外培养。1906年，抗菌血清被欧洲和纽约市公共卫生部研制出来，但是疗效不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弗莱克斯纳改进治疗方案，显著降低了死亡率。
1908年，他发现了脊髓灰质炎是由一种可虑性病毒导致的。事实上，弗莱克斯纳的科学成就远不止这些。弗莱克斯纳不仅是一位创造奇迹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
1901年，小洛克菲勒和5位科学家创办了洛克菲勒研究所，即洛克菲勒大学的前身。作为第一任所长，弗莱克斯纳一干便是31年。目前洛克菲勒大学拥有教授81人，近一半的人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Paul Greengard近日刚去世，不包括在内）、9位拉斯克奖获得者，有3位获得国家科学奖章、10位获盖尔德纳国际奖。历史上，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之密切相关。
成功似乎总有些范式可循，弗莱克斯纳也没能逃脱。贫穷、辍学、幡然醒悟。1863年，弗莱克斯纳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犹太家庭。家境贫困，子女众多，他排行老四。少年弗莱克斯纳沉默寡言，读到8年级便辍学了，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一天，父亲怒火中烧，便领着他去当地监狱，威胁他如果继续荒废时日，监狱将是他的最终归宿。他这才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不再虚度光阴。
19岁时，他在工作的药店里发现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宝贝——显微镜，弗莱克斯纳把它带回了家。漆黑的夜，孱弱的光，嘈杂的家庭氛围，他怀着极大的热忱心无旁骛地自学病理学和细菌学。那时，欧洲的医学科学已经气象一新，而美国才刚刚有了点新设备和微不足道的发现。就这样没有教材、没有老师，依靠当地医生给的一些组织切片，他掌握了基本的组织学和病理学。
虽然弗莱克斯纳在当地学校取得了医学学位，但却从未进行过临床实践。1890年，他从弟弟那里借来500美金，独自远行去了创办不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位弟弟便是在1910年发表了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他敏锐地批评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体制。报告振聋发聩，导致数百个医学院关闭，留存的医学院积极转型。
1893年，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了带有研究实验室的医学院，并很快声名远播，他们鼓励年轻的医生探索科学的秘密，解开大自然的斯芬克斯之谜。弗莱克斯纳意识到那是一个拓展知识的圣地，要深入地研究病理学，他就必须将源源不断的热情继续投入医学科学中、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时任病理学系系主任的威廉·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
课堂上，韦尔奇穿梭于学生当中，和学生一起探究显微镜底下的世界，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让学生自己解开谜底。这种启发式的自由教学方式非常有利于开创性研究。十年后，弗莱克斯纳将这份自由精神传入洛克菲勒研究所。
弗莱克斯纳的主要成就之一便是在这里完成的。弗莱克斯纳从韦尔奇那里获悉，白喉杆菌的发现者弗里德里希·罗弗勒（Friedrich Loeffler）不能确定淋巴腺是否也有病变，他立马决定独自探个究竟。
他找来一只感染的豚鼠，他割下淋巴腺，切片，显微镜分析，最后发现了病变。这一发现肯定了罗弗勒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发现白喉杆菌感染时增殖、分泌，释放外毒素进入血液。从此，弗莱克斯纳成为韦尔奇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干将。两人性格迥异，韦尔奇不拘小节，弗莱克斯纳沉稳内敛，但是他们珠联璧合，共同将霍普金斯医学院从传统的读、听和强调记忆的类型，转变为关注观察和实践的现代医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韦尔奇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学顾问职位上服务了32年。
19世纪末期，随着微生物致病原理的迷雾解开，现代医学研究如同芝麻开门。相关研究所纷纷建立，巴黎有巴斯德研究所，柏林有科赫研究所，但是自由王国美国没有。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筹备期，科学顾问理事会一直在考虑选择一位德才兼备的科学家来领导研究所。身为科学顾问理事会主席的韦尔奇脑海里浮现出两位人选。
第一位是动物病理学家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但是他不想离开哈佛大学。1902年3月8日，韦尔奇刚念完史密斯的谢绝信，便扭头转向弗莱克斯纳：“我们希望你能接受。”弗莱克斯纳犹豫不决，因为他在美国最老牌的医学院宾州大学医学院正如鱼得水、前途无量。宾州大学给了他一幢崭新的大楼，新楼完全是按照他的意愿设计的。
他对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未来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也是一个未知数，更何况，洛克菲勒只承诺十年之内每年给2万美金，这些经费仅仅是杯水车薪，仅够维持。研究所对于能否招到能够开展原创性研究的“潜力股”也深感焦虑。
尽管如此，史密斯和弗莱克斯纳俩人都起草了研究所发展规划书，从内容上，人们可以看出后者更适合当一位领导。弗莱克斯纳的视野更宽、眼光更长，更像是一位科学行政领导者提出见解，而非仅仅是一位有突出研究能力的科学家。
由于此前成功地解决了纽约的小儿痢疾问题，洛克菲勒研究所一炮而红。
加上竞争对手钢铁大王卡内基积极投入建设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甚至自己的女婿也成立了一个传染病研究所，1902年6月13日，洛克菲勒捐赠了一百万美元。第二天，弗莱克斯纳接受了所长的位置。他利用正式上任前的一年空挡期考察了欧洲的研究所，拜访了一批杰出科学家。从那不勒斯动物学会的安东·多恩（Anton Dohrn）那里，他得到了最好的建议：“给科研人员最大限度的自由，放手让他们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要帮助他们，而不是束缚他们。”
心怀一份“招最优秀的人”的执念，弗莱克斯纳冲破国界、不分种族、打破语言障碍，挖掘到一批批杰出人才。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来自法国，雅克·勒布（Jacques Loeb）来自德国，菲巴斯·利文（Phoebus Levene）来自立陶宛……像他们这样的天才科学家，弗莱克斯纳总是放手让他们去干。对于能力稍弱的研究人员，他则稍加引导。
研究所成立之初，他经常走访实验室，勉励年轻人竭尽全力做他们想做的研究。据一位研究人员回忆，当时他希望从病理学部转到生理学部。弗莱克斯纳同意并劝勉：“你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摸到门，在这之前，我不期望你能做出任何成绩。”
弗莱克斯纳任职期间引进的部分杰出科学家。个性总是科学风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负责生物化学部的利文主要让年轻人按照他的思路进行，弗莱克斯纳深感不安，担心这将违背研究所的初衷，不能培养出人才，而是在培养工匠，他毫不隐藏地向利文提出自己的忧虑，利文极力辩护，举出一个个例子，说有助手已经在独立开展研究，其他已经离职的几位助手也在其它地方谋到不错的职位。研究所极力提倡跨学科交流，专注组织培养的卡雷尔则鲜与同事交流。
他的实验需要严防细菌污染，其他人都极力避免非正式地拜访他的实验室，害怕带菌入室，引发污染。实验室研究人员全副武装，全身包裹在黑色大袍子里，只露出双眼观察，留出双手动手术、培养组织。实验室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氛。据说卡雷尔总是最后一个入座午餐桌的，而且每次必戴他的手术帽。他就像一位具有超凡气质的遁世者，秉赋颖异，思想独立，让人浮想联翩。
给予研究人员最大限度的自由，像是处理一个哲学问题，它可以造就辉煌，也能孕育失败。弗莱克斯纳是一个谨慎、有条不紊的、约束力极强的科学家，然而他的爱徒野口英世（Hideyo Noguchi）大大咧咧，培养管散落在实验室的各个角落，有时候还忘了做标记，这很容易造成实验结果不准确。也许正是这种不良实验习惯为他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1911年，野口英世声称他已经能够体外培养出梅毒螺旋体，可一直没有人能够重现他的实验。1918年，野口英世到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调查黄热病，当时他误以为自己找到了致病菌，并给它取了名Leptospira iceroides。瓜亚基尔人民欣喜若狂，以为从此他们将摆脱黄热病的困扰。弗莱克斯纳亦为之振奋，在给美国科学促进会做会长致辞时，他说黄热病可能将成为第一种被人类消灭的传染性疾病。
野口错了，弗莱克斯纳也错信了爱徒。后来，野口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犯了错。1928年，他为了研究黄热病，拖着病弱的身躯，前往西非的黄金海岸，最后因感染黄热病死在了回程的船上。人们纷纷揣测，有人认为他是羞愧难当，故意染病而死，也就是说他死于自杀。
弗莱克斯纳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特长了然于胸，对待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弗莱克斯纳是一位情商极高的科学家。他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科学家们绑在了一起。卡雷尔是美国首个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曾经在信里对弗莱克斯纳说道：“洛克菲勒研究所是你的，你是它的脑袋。”
二十年过去了，大学时一堂观察肠蠕动的实验课，我依然记忆犹新，场景历历在目。当时用的实验动物是白兔，解剖前，我们先往注射器里抽一管空气，然后推进兔子的耳缘静脉，兔子很快便死了。事实上，实验动物远不止小白兔、小白鼠，还有猴子、马、狗等与人类关系更为亲密的动物。
1876年，反活体解剖运动在英国获得成功之后，很快席卷了美国。加入这场运动的人，除了有的人是出于热爱动物、极度富有同情心之外，也有人相信人类的动物伙伴有不朽的精神；有人相信死后会投胎于低等动物；有人反对疫苗。当然，也有人居心叵测。
1907年，美国反活体解剖组织向洛克菲勒研究所发起了攻击。媒体捕风捉影，流言鼎沸。有的报道称孩童和猴子是研究所偏爱的实验材料，孩子来自孤儿院，婴儿来自妇产医院等等。研究所的科学顾问理事会起初只是采取防御性行动，加强条例规范，嘱咐护工安抚好实验动物。弗莱克斯纳安排了一场与著名新闻撰稿人的采访，向公众解释和为动物实验进行辩护。这并没未扭转乾坤。
1909年暑假，国际反活体解剖联盟在伦敦举行会议，会议特别要求美国的运动领导人继续攻击洛克菲勒研究所。他们散布谣言，说卡雷尔的狗在中午咆哮；敏感的邻居听到有人在手术中呻吟。甚至有人纵火烧了牲口棚。
事态越来越严重，一位深陷反活体解剖组织的动物房原雇工发表极端言论，圣经班成员向小洛克菲勒施压。最终，弗莱克斯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回击信件，他发出猛烈的反击，谴责那位谎话连篇的原雇工尝试贿赂一位研究员，企图使其作证来反对研究所，指责她本人就曾试图将动物卖给研究所。
他将这份信寄给了《纽约时报》，公众义愤填膺，捍卫动物实验。1910年的反活体解剖法案就这样被成功阻截。但是第二年，对方再次发起进攻。
这次他紧密联合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公共卫生部的相关实验室几位重要人物，再次赢了一场胜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弗莱克斯纳对反活体解剖组织保持高度警惕。从长远利益来看，反活体解剖运动实际上从反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它迫使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奇这些杰出的科学家面向公众，公众由此得以了解并感激医学科学给人类带来福祉，它实际教育公众必须支持实验医学的研究。
研究所为解决人类的疾病和疼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914-1918年，世界大战的烽烟四起，研究所举全所之力，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也有人投军从戎，最后战死沙场。弗莱克斯纳实验室发明了一种能快速生产的抗脑膜炎血清，对抗军中流行的病魔。卡雷尔发明了Carrel-Dakin抗败血症溶液，预防战士伤口进一步向败血症方向恶化。路易斯·皮尔斯（Louise Pearce）研究非洲昏睡病并找到了治疗药物。
研究所像一颗明星，璀璨夺目，无时无刻不引人瞩目，尤其是卡雷尔的器官移植研究。早在1908年，《纽约时报》就发布了一条“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说可能通过手术为病人移植健康器官”的新闻。
为避免研究人员过分遭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扰，弗莱克斯纳严防谨守，保护他们。据说在1930年，一位记者想了解卡雷尔的鸡心脏培养状况，始终得不到任何消息。媒体通常也只能断章取义，发表一些博人眼球、不着边际的新闻。
一家伦敦报纸说研究所很快能够将低等动物的发声器官移植到人身上。为此，有现代医学之父之称，爱搞恶作剧的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从牛津寄信给弗莱克斯纳，讥讽道：“亲爱的先生，我的双肾已经疲惫不堪，我的心脏已经消耗殆尽，我的肝脏也已经千疮百孔了。在你们研究所换这些器官要花费多少？”
弗莱克斯纳日渐年迈，除了他本人，旁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该退休了。
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请退休，但受托人和科学顾问一再恳请他继续服务，直到71岁那年他再次呈请辞去职务。环顾校园，弗莱克斯纳心满意足，研究所从临时办公室扩展到拥有4幢主楼，员工从12位发展到100多位。他任职期间，招募的科学家中已有两位被授予诺贝尔奖，在不久的将来，还有三位将载誉而归。作为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所，它在科学人才培养方面已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壮年到古稀，他将全部精力浇筑在研究所，研究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自己的实验室也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要一一列举他的功劳和科学成就需要花上许多时间。图书馆里的百卷集刊“Studies from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就是最好的见证。在他服务期间，他还担任了《实验医学》（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的编辑。
《实验医学》是他的老师兼朋友韦尔奇于1896年创办的。不久韦尔奇便发现这份期刊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连他在观看职业棒球赛的时候，都为之焦头烂额。它真的成了他的负担。自1902年3月之后，他便不再印刷，稿件堆积如山。后来，洛克菲勒研究所接管了这个期刊，弗莱克斯纳不得不亲自去巴尔的摩将稿件装箱带回纽约。自1905年起，弗莱克斯纳担任了36年的编辑。
在他辞去职务后，期刊上仍然保留他的大名，直到1946年逝世。
在搬离所长办公室之后，弗莱克斯纳一直保持平静、详和的心态，毫无一丝失落和焦虑，他唯独感觉亏欠老师韦尔奇一个领导席位。值得一提的是，1914年，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内的动植物病理学部（隶属于洛克菲勒研究所）成立，那里需要一位领导者。
当合适人选再次转向史密斯时，韦尔奇断定他不会接受的，他说没有人愿意离开哈佛，但是史密斯这次果断接受了分部的领导职位。我想这与弗莱克斯纳的人格魅力和富有洞见的管理能力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让我们以洛克菲勒的顾问和财政管理人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T. Gates）的话，为弗莱克斯纳做一个总结：“这个誉满天下的研究所的精神，其智慧的源泉，引导的动力，已经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和福祉，并具化为一种精神。这一精神有一个栖身之所，有一个名字，它就是西蒙·弗莱克斯纳。”科学精神的培育继续引导着洛克菲勒大学，这是弗莱克斯纳在科学上做的最伟大的实验和留给科学的巨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