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向来是我国的政策重点。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的乡村基础教育（小学）入学率仅为20%，而这个数字在15年间就提高为84.7%（中国教育部，2010）。但从80年代起，乡村教育开始遭遇发展困境。由于计划生育和进城务工热潮，乡村越来越缺少后备力量。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使得我国新生儿数量锐减，而城市化进程又吸引了一批农村劳动力携家带口进入城市谋生，加剧了农村空心化的状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教育资源过剩的问题，原本每个村庄都有至少一个乡村小学，现在这些学校都面临招生不足的问题，教育资源需要整合后重新分配以满足城市发展为主导的城乡均衡需求。自1990年代开始，“撤点并校”政策陆续在全国实施。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规定每个村庄2.5公里以内必须要有学校以方便学生入学。
但在“撤点并校”实施以后，原本过剩的乡村教育资源逐渐不足。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发现，从2000到2010的十年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52.1%），教学点减少了11.1万个（约60%）。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就有63所小学和30个教学点消失，平均每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被撤并。潘光辉曾对“撤并系数”进行计算，也证实了撤点并校力度之大。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撤点并校的好处，例如撤点并校能够带来地方经济的增长（潘光辉，2017），被保留的乡村学校和教学点获得了更优质的教学资源，教育质量和升学率得到保证等，但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到撤点并校政策给乡村教育留下的后遗症。
作者在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面临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乡村学龄儿童（尤其是小学学龄儿童）及其家长通常只能在四种教育策略中进行选择（表1），而这四种教育策略又直接或间接使家庭或孩子陷入困境。
面对这样的教育困境，村民和地方政府并非毫无作为。仅以作者在福建的田野点P县为例，地方政府在2017年的教育投入约为4500万元，占政府财政的10%，远超全国平均的2.5%（数据来自地方政府内部资料）。
另外，当地的NGO组织仅在2017年间就投入了约800万元扶持教育发展。这些努力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都得到了提升，但资金的投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没有邻近教学点”这一问题，真正改善这个困境的行动者并非制度性的组织（政府和NGO），而是非制度性的宗族网络。
我国农村地区向来保留着宗族传统，尽管行政区划改革和频繁的城乡流动使得农村越来越成为“半熟人社会”（贺雪峰，仝志辉，2002），但村民对宗族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因此削弱，尤其是在福建农村。作者在田野过程中发现，每一个村庄都保留着至少一座宗祠，并且每年都会进行祭祖活动，大部分村庄都会频繁集资修葺宗祠，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族网络依然是这些村庄的行动基础和逻辑（Peng，2004）。
那么宗族网络是如何帮助村庄在撤点并校政策面前获取教育资源的呢？
总结而言，宗族网络对教育固有的重视，以及其作为行动共同体内部的动员和外部的合作倾向保证了其与政策抗衡的力量（Peng，2010）。所以说，中国乡村对于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非束手无策，村庄内的宗族网络是争取教育资源有效的行动基础和逻辑，乡村教育通常是合村之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