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太快了，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竟然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
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不仅涉及、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社会公众，而且五四运动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
20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运动，期望从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因此，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将五四运动置放于20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失、彷徨、困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维新运动失败、排外主义运动不可遏制，并最终诉诸于武力，致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等一系列失败，深切感到清帝国政治统治岌岌可危，于是在1901年初，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所谓“行在”尚驻跸西安的时候，就郑重其事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有限度的政治变革重新认同被中断的维新路径，以新政消弭社会的普遍反抗，尽量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
从后来新政实际举措看，清政府竭力贬低、排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过去几年在政治变革、社会进步中的贡献，认为康梁的变法是假变法真谋私，而此时重新开启的新政才是真改革。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清帝国最高统治层毕竟第一次真正认同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认同中国进步的关键不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学之体，也不是学来多少西学之用，而是中国能否与世界一致，能否同步共振。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特别是1903年之后，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然而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这次新政最终失败了，到了1904～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承办者不力固然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此次新政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没有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兴趣，君民齐心，共渡时艰，反而引起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厌恶以及对满洲人的仇视。
汉人士大夫面对清帝国裹足不前、左右摇摆，早就出现了审美疲劳，孙中山之前不信任满洲人的言辞，渐渐引起更多汉人士大夫的深思、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是将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彻底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建中国。但这种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因为当时尚有另外一些汉人士大夫对清政府的新政寄予无限期望，幻想清政府能汲取戊戌变法的教训，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未来开辟一条生路。
清政府以及同情清政府的士大夫，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尽快确立立宪政体，以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取信于民，换取民众特别是知识人的支持。否则，“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于是，君主立宪的呼声日高一日。
1904年5月，张謇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随后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效法日本伊藤博文，利用在清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督促清廷早日立宪。同时，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以变更国体为请，恳请清廷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似乎不立宪中国必亡，只有立宪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立宪的呼声与行动在20世纪初年甚嚣尘上，最得人心，知识人无不相信立宪政治优于君主专制，这不仅有甲午战争证实，而且不出10年，又被日俄战争再度证明。维新后的日本用10年时间相继战胜亚洲、欧洲范围内两个大帝国，而且赢得那么干脆。事实面前人们不能不默然自省，不能不承认立宪政治的意义和威力。但事实表明，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给君主专制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从而使君主专制集团对任何反抗与不满都能从容不迫地应付。
当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后，一直满怀期待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宪党人迅即失望，责任内阁演变成了皇族内阁、权贵内阁。满洲权贵在权力独占还是权力分享上，迅即撕下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贪婪。
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它不仅挽救不了清朝走向历史的命运，而且给此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深远而又恶劣的影响。当君主立宪运动紧锣密鼓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这一主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根本上蔑视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坚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1905年10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释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理论，坚信中国只要参照三民主义的方略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既可顺利完成政治革命，又可避免欧美诸国于政治革命之后所出现的社会危机。
但事实上，孙中山手创的中华民国也恰恰仅仅完成了政治革命，赶跑了皇帝。中华民国在其最初的年代里似乎仅有一块好听的招牌，其他方面则依然故我。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似乎比辛亥革命之前更加混乱。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人们毕竟尚没有看到革命后的清醒，总觉得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别有一番新气象。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对辛亥革命实际后果的严重不满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迷惘、困惑，新一代知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批判性地对待辛亥革命发起者的精神遗产，以期通过新的思维路向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寻求一剂灵丹妙药。
新一代知识人，亦即五四新人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普遍认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既不限于技术问题，也不单纯是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了“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问题的其他方面获得连带解决。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
诚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在20世纪初国人精神迷失而不知所措的特殊背景下，新派知识人逐渐摆脱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彷徨与犹豫，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去从事他们的理想事业，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的选择，是20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救自强运动再转再变的逻辑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五四运动的选择自然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诸多举措深刻得多，五四运动已触及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认识，而且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能否具备共同的语言和素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五四运动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由于辛亥革命后复杂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还是让知识精英的思考稍显轻率。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以及此前种种救亡图存运动归于失败，除去国民不觉悟之外，恐怕尚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近代中国几次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都找到过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但它们之所以统统归于失败而无法成功，并不都在于国民不觉悟，而是另有原因。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在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然而列强扰乱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仅就社会经济而言，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与发展。
当然，列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并不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而是为了解决他们因工业革命而迅速释放出来的工业产能，建立起他们的世界市场。因此，列强东来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的解体、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这一发展超前、失衡、失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获得充分发育，其先天不足无法担当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历史重任，致使近代中国一直无法真正完成新旧交替。
至于在思想意识上，中国没有经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所谓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其实只是面对渐趋僵化的儒家伦理而生发的思想异端，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虽然极为重要，但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关键。
学习西方、赶上西方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失败，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不过，正是这种挫折与失败，引发了国人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不能赶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的秩序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五四运动的选择正是这种思想反省的必然结果，它使国人对中国旧秩序、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五四新人为了启发国人的觉悟，竭力批判中国的旧道德，以为正是中国的旧道德铸就了国民的劣根性，造成了国民的蒙昧主义，使中国迟迟不得翻身和进步。因而，中国欲求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彻底废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使国民在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社会相合。陈独秀从经济关系探讨道德观念转变的必然性，自然要比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自我怀疑要深刻得多。
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对传统秩序的破坏也要严重得多，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用梁漱溟之后的话说，就是新轨未立、旧辙已破，中国人陷入高度迷惘的精神情境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没有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除去种种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恐怕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无法则的相互冲突、社会公众信仰的多元化与多变性等，未始不是根本原因之一。
五四新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确曾思考过如何重建新秩序的问题。陈独秀对民主科学、法兰西文明的呼唤，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吴虞对墨家精神的仰慕，胡适对实用主义的偏爱，等等，均可视为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他们一方面排斥旧秩序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也渴望以新的时代精神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不过问题在于，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社会秩序毕竟建树太少，减法太多：一方面，五四新人精神追求的多元化使国人无所适从，使近代以来国人的信仰危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另一方面，五四新人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远远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因而在新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实际效用未免大大减低。
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精神追求无疑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它从社会发展实际条件、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方面进行检讨，并非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
百年来，五四研究的主流看法大致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焦灼心理和浮躁情绪，无视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在短时期内走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无法想象在有序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爱国运动对政府的指控。这一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这实际上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国璋挤下台，而冯国璋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祺瑞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祺瑞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在控制着。五四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
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请愿。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与当时的国力、与中国在欧战中的贡献信息、与巴黎和会的主旨大致相当。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进步，以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耻辱，是中国国际地位回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巴黎和会主要处理的是战后秩序重建问题，是欧洲秩序重新安排问题。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有自己的诉求，那就是收回青岛主权。
但这次参会并不是专门来诉求自己利益的，而是来参与处理战争善后、战后秩序安排的。由于巴黎和会的重中之重在欧战和善后，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和会主题与中国利益上，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困难。
中国一方面必须注意巴黎和会主要国家如美国的关切，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中国的尊严，捍卫中国的利益。从中国政府的预案及应对看，巴黎和会期间大致而言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充分肯定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最后立场，以为“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从来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的利益，放弃山东、青岛主权。根据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两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所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自身利益的预案，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的主权。
只是后来和会出现了新问题，美国在战后安排方面需要日本的特别支持，转而对中国的诉求采取了搁置立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系列较深细节，因而对美国态度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让步很不能理解。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特别是交涉与解释的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弱国可供交换的东西太少，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中国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欲解释这一问题，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还要注意中国当时南北两个政权存在的事实，注意国内政治分裂对外交的伤害。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便难以生存。
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青年具有简单、激情、冲动、易利用等缺点。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监督政府。
依此我们反观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且和谈不成，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在这种失范的秩序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史料表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的中国，不仅青年学生不了解巴黎和会以及此前几年中日交涉的真实情形，即或某些当事者对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南方政府的唯一代表，王正廷仅以“推测”之词吁请国内舆论有所表示，可见此时中国的秩序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学生的爱国热情诚然可贵，但当秩序紊乱之际的任何冲动即使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更不要说被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家所利用了。当我们冷静思索巴黎和会的消息是如何传到学生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难觉察政治家的无力、无助以及对青年学生的期待。
胡适、蒋梦麟等人此后对此都有反省，都一再强调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就是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政治家的责任是政治，政治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拖后和顺延，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将希望寄托在并不了解真相的青年学生身上。
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学生，因此怎样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觉醒，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爱国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大事。
但是，从学生方面而言，优点和缺点共存，优势与劣势同在。热情、好动，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奋发精神，这都是值得永远保持的优良品质。不过，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优势，也必须坦率地承认，理智和理性往往缺席。因此，青年学生在保持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时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明确自己的真正责任和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确立一种现代的秩序意识。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即使是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中也应具有一定的秩序。由于学生自身的散漫性和冲动性特征，虽然容易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后来的许多行为就不是学生领袖或社会权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说令行禁止了。
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节制，最后吃亏的依然只能是学生自己。
在五四运动中，学生的爱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仅从总结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立场来反思，也不得不承认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学生的最初愿望，甚至许多方面事与愿违。当群情激愤到难以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的原则都被抛诸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欲阻止这种行动，也往往不得要领而失败。到了这种时候，不但运动的领导者无法把握运动的实际进程，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往后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举动，只是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怎样爱国才更可靠、更有效？青年学生的责任与历史使命究竟何在？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它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需要成员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责任与历史使命不仅要爱国，而且要有真本事、真本领来建设祖国，青年要善于保存实力，要善于把力量贡献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诚如总结的那样，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
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起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