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江湖与文明

作者: 王烁

来源: BetterRead

发布日期: 2019-04-21

本文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癌症、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引用了生物学教授戴维·哈斯克尔的观点,强调城市与自然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同时,分析了癌症研究的进展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提出了关于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下文章来源于BetterRead,作者王烁。编者按:人工智能研究者张峥尤爱阅读科普著作。在上篇文章中,他介绍了《美国最佳科学自然年度文集·2018》中的一点都不冷的科学家。这次,他的目光从个体转向了群体和文明。

说完了人,说说江湖。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参加了一个马队,和素不相识的几个马友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穿越海拔两千多米的新疆草原,到过多处人迹罕至的景点。一周后车入乌鲁木齐,噪音蜂拥而至,平素听而不闻,此刻如芒刺在背,让人坐立不安。

把城市和大自然看作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远不止我一人。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远游,逃离钢筋水泥的“大森林”,回到大自然,不是压力山大的城市白领放不下的执念吗?美国南方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戴维·哈斯克尔,却不这么看。

正相反,他认为城市不仅不是和大自然水火不容,更是人类和大自然拥抱最紧密、也因此最互相承让的地方。这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不过,有个前提:你要像他那样静下来,慢下来,仔细观察,用心体悟。

不信你看——地铁沿线的树木,为了应对来自几十米之下呼啸而过的铁龙的抖动,树根长得更宽,扎得更深;不信你听——在城市的噪音之中,麻雀和八哥调整了它们的波段,鸣叫在更高的频率;不信你尝——街上的流动食摊越来越咸,越来越辣,就是同一块牛排,背景音乐是摇滚还是圆舞曲,品尝起来的味道不一样。这一回,是我们的味蕾调整了波段。

人身上的所有感官,互相牵制,又融入周遭环境紧密互动,这是一张既不可分,也不可知,却时时细微调整的大网络。几年前,哈斯克尔和往常一样,独自走进校外的山间深处,看林,听树,冥想。他择地而歇,打量起面前这一平米不起眼的森林泥地,在那一刻他做了个重要的决定。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停回到这里,以这一小片森林中的小小栖居者作为观测对象,蚂蚁,蟋蟀,蘑菇,线虫……写且只写一平米的《看不见的森林》的科学散文集,横空出世,一炮打响。

哈斯克尔新近有了新项目:看树。他在全世界物色了十二棵。有的古树早已成了一袋袋碎片,存在博物馆,有的普普通通地站在大街上。十二棵树就像十二个情人,哈斯克尔教授定期约会,一次几个小时到几天。绕着圈走,看看,听听,喃喃自语。不止看树,看树上的小东西们,也观察树下匆匆的路人。

人向癌症宣战,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在把绝症变成慢性病的征途中,我们走了多远?第一篇是个综合性报道,覆盖了精准医疗、免疫疗法、微放射等等最尖端的研究,对关心癌症之战的读友来说,有很丰富的信息量。和其他优秀的科学写作一样,其中对科学家的白描都十分生动出彩。

比如去年得诺奖的James Allison(原文发表时还未得)有次被一个治愈的女病人在奖台上抱起来,用力之大,搂得他喘不过气儿。他一本正经地说:“老天,我治好过得癌症的老鼠,最多也不过咬咬我手指头,而且,还是我让它们得的癌么。”

文中并行穿插着另一条线,有病人,有吃瓜群众,也有深度阴谋论者。科学家和普通百姓这两条线的对比,不可谓不大,读起来非常立体。第二篇是点,专讲一个问题:癌症的转移,出自悉达多·穆克吉之手,《基因》一书的作者,文笔当然没得说。

癌症为什么会“飞”到这里,而不是那里?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实际上,癌细胞顺着血液循环,一直在“飞”,全身都是它的江湖。真正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转移,而是入侵之后会不会存活,潜伏,发展。麻烦在于,这个不但因器官而已,还因人而异,如果不发作,则无法预警、观测。

行文至此,抛几个“大”问题,关于美国的软实力,到底在哪,用这几篇文章里的内容作为参考:哈斯克尔用一本书写一平方米,这样的写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一夜成名,成就了全新的一种科普写作方式。这需要种子,也需要土壤,怎么做到?尖端研究从来都是一个长尾,没有人人都是科学家的可能和必要。这意味着必须撇开种族、肤色、地域、偏见,广聚而精选。

大家对网红书《人类简史》一定不陌生,下面这两篇,是给该书的众多读者挑选的。反文明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给赫拉利深度背书。作者糅合了两个人文学家的新作,夹叙夹议。现代考古学指出,在史前智人驯养家畜和掌握种植技术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之间,隔了长长四千年的缓冲期。换句话说,从狩猎采集变化到农耕文化之间,并不是同时发生、即刻完成的。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但是斯科特接着说:所以,人类“踌躇良久”,才犯下被麦地绑架的“大错”,走上一直延续至今的现代文明的不归路。重要的是,这并不是简单臆想,而是来自苏子蔓近二十年来对非洲布须曼人的贴身考察。极爽或者极不爽的都是好文章,因为会逼你问同一个问题:真的吗?

比如,走向农耕是一个偶然的、可逆的决定吗?再比如,如果史前智人确实集体用脚投票,抛弃农耕,那么过了一万多年到今天,这些布须曼人和今天存活在非洲这么小小一拨相比,还能是同质的吗?换句话说,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今天的布须曼人,可以作为“狩猎采集小而美”的参照物?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方便讨论了。但不方便讨论并不能作为不言自明的理由。

对现代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这个:按现代文明工业化的程度,保证温饱需要工作的时间应该远远小于布须曼人,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以至于每个人都是工作狂呢?狼岛的故事则通过数学模型揭示了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证明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并非易事。

狼岛上的狼群,日复一日上演的正是“狩猎采集”的原始版。其部落之间的残酷争斗,毫无美感,只有血腥和不测。

正因如此,我对赫拉利、斯科特和苏子蔓立论的可靠性,有着深度的怀疑。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必须要有,但文青情怀浓重、在书斋里想当然地推断一下,不结实啊。文明的发展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中,加州理工的物理学大佬Sean Carroll在“大图画”中,分别给出了一个度量标准:传承总量,或者(包括存活在内的)机会,是否增加。

不管用哪个,关键字有三个:宏观非个人,文明的进步全人类共有;客观可度量,不是情绪化地感受;看增量,不问终极目标。被太阳绑架的地球,从来没有机会流浪,被麦地绑架的人类也是。但是人类文明却一直进行着不问目的只问前方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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