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2日，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公诉人起诉50人涉嫌以贿赂和欺诈的方式获取知名大学的录取。涉案学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众名校。
被指控的50人中有33名家长，包括出演《绝望的主妇》并拿下格莱美奖的女演员Felicity Huffman，《倾听心灵》的主演Lori Loughlin，Wynn Resorts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美高梅国际酒店前首席执行官Gamal Aziz，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前首席执行官Douglas M. Hodge等演艺圈金融圈名流新贵。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富人特权、招生制度、教育公平等话题在舆论场不断被讨论。《华尔街见闻》的评论一针见血，“在穷人和富人的双通道名校入学体系下，本次爆出的舞弊案本质上是在维护按照‘游戏规则’入学的那群0.1%富豪的公平正义，属于富豪阶层的内部矛盾，跟穷人无关”。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有一个经典的研究结论，即高等教育在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作为社会的均衡器（equalizer），它可以帮助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人实现阶层的跃升和极大的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从整体上降低社会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尤其是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也逐渐成为权贵阶层向下一代传递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中间途径。权贵子女们更容易凭借优越的家庭背景进入顶尖名校，从而实现精英阶层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Aaron Reeves等学者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文章曾对1892-2016年《英国名人录》（Who’s Who）的入选者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指出，伊顿公学、圣保罗等9所克拉伦登学校（注：Clarendon Schools，通常用来指代英国九所顶尖的著名私校。
有趣的是这些学校传统上被称作“公学”，被称作英国精英的摇篮）的毕业生入选《英国名人录》的可能性是其他学校的94倍。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aj Chetty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70%的哈佛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0%的家庭，其中15.4%来自前1%，而家庭收入处于后20%的学生仅占3%。随后，他们又对常青藤大学(Ivy-Plus college)学生家庭收入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家庭收入在全美排到前1%的人就读常藤校的几率远高于家庭收入为后20%的人，前者是后者的77倍。
美国精英院校为穷人和富人提供了不同的入学体系，或者说，精英院校为富人子女增加了一条入学通道。穷人只能选择“正门”，而富人却可以选择“后门”，凭借大额捐赠和校友子女的身份获得精英院校的录取。“正门”指的是常规申请流程。与中国不同，美国并非“一考定终身”，名校招生委员声称他们更注重学生的总体表现。
美国高中生若想通过常规申请流程入读名校，那么，从高一起，他就要确保常规课程（regular courses）成绩名列前茅，进而要取得荣誉课程（honor courses）优秀，然后选修大学基础课程（advanced placement），此外还要在SAT或ACT中取得优异成绩；勤奋苦读之余，要积极发展兴趣特长、参加课外活动，向招生官展示“有创造力、领导力、热情、正直、诚信、耐心、自信、勤于思考（哈佛大学对个性品质的要求）”等品质。
然而，就算如此，他也未必能获得名校通行证，因为精英院校的录取率实在太低了。以常春藤联盟为例，8所学校中，只有康奈尔大学的录取率高于10%，耶鲁大学录取率为6.3%，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仅有4.6%，其中超过一半的SAT满分者的入学申请会被哈佛拒绝。
当然，如果你有个美国福布斯富豪榜排得上名的爸爸，或者家族里曾有人毕业于藤校，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你可以理所当然地走“后门”，通过发展录取（Development Cases）和世家优先（Legacy Preference, 又称为“传承偏好”）大大增加获得录取的几率。发展录取（Development Cases）是指申请人可通过家庭可能给予的捐赠被大学录取。
通俗地讲，就是顶级富豪们可以通过捐钱盖楼增加被名校录取的机会，甚至直接被名校录取，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现任总统Donald Trump的女婿Jared Kushner。Jared高中学业成绩平平，却在1999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让他高中老师瞠目结舌。这次录取离不开家族的“鼎力相助”。此前，Jared父亲Charles Kushner承诺向哈佛捐赠250万美元，并被纳入学校资源委员会。
世家优先(Legacy Preference)是精英院校的另一个传统，即校友子女在申请时会被优先考虑。根据Chad Coffman等人的研究，在满分1600的SAT考试中，校友子女可以获得相当于160分的额外加分。因此，他们的录取机会也远高于普通学生，就常春藤大学而言，校友子女录取率是总体录取率的两到五倍。
2003年，哈佛大学录取了40%的校友子女申请人，当年的录取率仅为11%；2006年，布朗大学录取了33.5%的校友子女申请人，远远高于13.8%的录取率；同样，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41.7%的校友子女申请人，是非校友子女录取率的4.5倍。美国媒体《纽约客》曾爆料，小布什当年的SAT成绩比耶鲁学生的平均分低了180分，GPA只有C，但仍然通过“世家优先”的方式入读耶鲁大学。
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的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收入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363,977美元，而前0.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31,616,431美元，是前者的23倍。前者通常被认为是“working rich”，即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财富，而非继承财产的人。
舞弊案中的涉案家长大多属于“working rich”：毕业于藤校达特茅斯学院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 Douglas M. Hodge，在波士顿和康涅狄格州郊区长大；美高梅国际酒店前CEO Gamal Aziz在埃及长大，毕业于开罗大学；演员Lori Loughlin的父亲是纽约电话公司的一个领班。
如果捐赠200万美元就可以通过“正门”让子女入读精英院校，我想，涉案家长们肯定毫不犹豫，但在当今美国，200万美元似乎已经不足以购买一张名校入场券，否则Les Wexner也不会在2013年后大幅加码，捐赠56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换取4个子女的入学机会。然而，对于working rich来说，像Les Wexner一样豪掷千金还是太过困难。
不同于老牌贵族（Old Money），他们缺乏家族的财富支持，数千万美元来换一个被录取的机会，对这些新贵来说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而杜邦、洛克菲勒、布什家族等老牌贵族的数代传承使得他们与精英院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除了大额捐赠外，他们也更有可能通过“世家优先”的方式进入精英院校。
耶鲁校友杂志网站写道，“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耶鲁和布什家族一起成长”，“这所大学教育了他和他的大部分家人”，这是耶鲁对Old Money的特殊偏爱，新贵绝无可能享受如此殊荣。
新贵们心中清楚，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
如果子女未能进入精英院校，财富与特权难以传承，眼前的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进阶成为Old Money，阶级甚至会向下流动；而精英院校的“后门”对他们也并不友好，他们缺乏豪掷数千万进入哈佛耶鲁的财力，更缺乏老牌贵族家庭树大根深的人脉关系。在这种循环悖论中，William Singer开启的“边门”让新贵们看到曙光。边门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是用15,000到75,000美元不等的价格，买通监考人员、找人代考或篡改考试答案，让子女获得更高的ACT或SAT成绩；第二种是贿赂大学教练或伪造运动员简历，通过体育项目确保子女们轻松获得名校录取，Gamal Aziz的女儿及Lori Loughlin的女儿凭此被南加大录取。比起走“后门”而言，“边门”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然而，“边门”总是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尤其是它触动了老牌贵族的利益。舞弊案事发后，Bill McGlashan等高管遭到解职，演员们公众形象破裂，《华尔街见闻》称这是“0.1%大富豪打假后5%小富豪”。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贵子女们似乎无法意识到父母的苦心，他们更关心派对、社交网站和自己酷不酷。Lori Loughlin的女儿Olivia Jade在高中最后一天的vlog中说“上课不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只对参加大学的派对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