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万国博览会在伦敦召开。形形色色的展品中间，二十四个玻璃展示箱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就连维多利亚女王和小说家狄更斯都驻足赞美。箱子里的藏品，是许多奇异的小鸟标本，身躯小巧如拇指，羽毛绚丽如火焰。这些标本制作得非常精致，摆放在人造花中，仿佛还在采蜜飞舞。它们是鸟类学家和画家约翰·古尔德收藏的蜂鸟标本。自从蜂鸟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对它们的赞美和关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蜂鸟的美丽和奇异，征服了一代代西方人。我们可以把人们对蜂鸟的喜爱，当作一扇小窗，从中窥视到科学史的一角。对蜂鸟的追求和了解，是科学文化对于自然万物的追求和了解的一部分，而人们了解自然万物的活动，最后成为了新的学科：博物学。
布丰的蜂鸟：科学之起点。“maxime miranda in minimis”，至完美臻于至微小，布丰伯爵用拉丁文如此赞美蜂鸟。
在布丰心目中，蜂鸟是自然的至高杰作，集中了鸟类的一切优点：优雅、小巧、敏捷，羽毛美丽如宝石。我们对布丰并不陌生。他写马、天鹅、松鼠的散文，被誉为描写动物的经典，还登上过语文课本。他描写蜂鸟，不仅仅是出于对动物的喜爱，更是出于一个宏大的志向。他想写一部包罗万象的“自然通史”，将自然万物都收纳其中。这部书就是《自然通史》，布丰耗费近五十载时光，完成了36卷，在他过世以后，他的弟子又完成了8卷。
书的内容涵盖人类、动物、植物、矿物、地理现象各个方面。在今天看来，44卷书当然不足以概括地球上的一切。但《自然通史》的出现意义非凡。它代表着，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拥有野心和能力，可以了解“万物”。
布洛克的蜂鸟：统治自然的野心。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有一件奇异的展品，一个高近两米的玻璃柜，里面摆放着一棵假树，枝上点缀着数以百计的蜂鸟标本。
年深日久，一些标本的眼珠和喙已经脱落，闪烁着幽蓝、碧绿光辉的羽毛也已黯淡发黑。这些小鸟生前轻如鸿毛，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我们对这件展品所知不多，只知道它原先属于收藏家威廉·布洛克，于1819年进入大英博物馆。布洛克不仅是收藏家，也是经营动物标本的商人，1812年，他亲自来到苏格兰的帕帕韦斯特雷岛追捕大海雀，一种因人类过度捕杀而灭绝的鸟。
和所有的科学一样，博物学总免不了与人类的权力和利益扯上关系。西方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暴行，客观上却为博物学向外探索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野心勃勃的殖民者，不仅企图统治外国的人民、国土和市场，也企图“统治”自然界。欧洲人抢掠财富的同时，也在猎取各种来自异国的动物、植物、矿物。来自世界各地的奇异标本，如流水一般进入欧洲。这一时期的博物学，隐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
欧洲人认为，只有“优越”的他们，才有资格了解自然。来自世界各地的生物与矿物，只有到了他们手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索取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这种索取无异于残酷的掠夺。深受欧洲人喜爱的蜂鸟，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当时西方人表达钟爱的方法，是将它们的尸体据为己有。
当时，人们对于物种保护的概念，浅薄到让人吃惊，如果一种动物因人类捕杀而濒临灭绝——比如布洛克追杀过的大海雀——他们反而会更加卖力地追捕，因为动物越稀少，标本肯定就越珍贵。
古尔德的蜂鸟：显贵的奢侈收藏。约翰·古尔德与布洛克一样，热衷于收藏珍贵的动物标本，但他还找到了另一条道路，来表达他对蜂鸟的热爱：出书。
1849到1861年，古尔德出版了五卷关于蜂鸟的书《蜂鸟科专著》，书中有360张插画，制作得极尽精美。为了表现蜂鸟的羽毛，这些画上甚至贴了金银箔，来创造闪闪发光的效果。在《蜂鸟科专著》出版前后，古尔德出版过多本关于鸟类的书，都制作得十分精美，备受喜爱。古尔德与画师合作，绘制了漂亮的平板画插图，而且他非常精明，懂得“市场定位”。
一百多年前的印刷成本昂贵，古尔德的书制作得非常精致，普通大众肯定买不起，他的目标，是把自己的书变成达官贵人的珍贵藏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博物学不仅是学者钻研的科学，也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间流行的“高雅活动”。珍稀的标本既可以展现主人的财富，也可以展示主人的文化修养，如果你家里没有几柜子稀罕的矿石或美丽的鸟标本，在“高洋上”的社交圈子里简直抬不起头来。
达官贵人和中产人士，都以收藏生物和矿物标本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就像今天的人收集华服名表一样。古尔德正是利用了上流社会中的“博物学热”，为自己的书找到了“金主”。在这股追捧博物学的热潮里，蜂鸟依然首当其冲，成了“高雅活动”的牺牲品。这些不幸的小动物，不仅被做成标本，还被装饰在女帽、扇子，甚至耳环上。1881年一年内，伦敦公开销售了1.2万张蜂鸟皮。
古尔德过世以后，他收藏的蜂鸟标本和皮张，被大英博物馆接收下来，数量竟达几千件。
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予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强大能力，西方社会收集珍禽异兽的“高雅活动”，又对野生物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直到19世纪末，人们终于意识到，滥捕滥杀珍稀生物会铸成大错，人类是一个具有无穷破坏力的物种。于是，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思想应运而生，博物学爱好者仍然钟情于珍禽异兽，但表达喜爱的方法，从猎杀变成了保护。
萨金特的蜂鸟：今日博物学。1987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摩根堡，鲍勃·萨金特和他的太太玛莎，开始为飞进他家后院的红喉北蜂鸟戴脚环。红喉北蜂鸟每年春天飞往北美洲繁殖，冬天飞往中美洲过冬，其间要跨越超过800公里的墨西哥湾，而摩根堡是许多蜂鸟飞越大海之前的必经之地。城市花园里的鲜花和喂鸟器，为这些小鸟提供了宝贵的“充电站”，让它们补充糖分，为迁徙积蓄能量。
萨金特的职业是电气技师，但他对鸟类的兴趣和探索精神，使他成为当代的博物学家。1993年，萨金特和太太成立了蜂鸟与其他鸟类研究小组，到2004年，这个组织已经培养了上百名业余的鸟类研究者，为超过3万只红喉北蜂鸟装了脚环。给蜂鸟戴上脚环之后，人们就可以了解它们迁徙的规律，为鸟类学的研究提供素材。如今，人类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已经细微到原子层面，布丰的华丽散文和古尔德的精美标本，似乎已成为尘封的历史。
然而，博物学的传统并没有消失。萨金特在后院里，凝视蜂鸟绚丽如红宝石的脖子，决心去了解这些“小客人”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蜂鸟撩拨心弦的魅力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