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灯打开，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1910年，还没写完最后一篇小说的欧·亨利，在病逝前留下了这句话。作为最有名的临终遗言之一，它出现在了当年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里，以及各种各样的遗言选集中。如果我们好奇人们死前说过什么，通常能找到的都是这种妇孺皆知的名句。
例如，面对罗马士兵的胁迫，阿基米德坚持“别打扰我的圆圈”；物理学家费曼觉得“死亡太无聊了”；作曲家马勒最后喊的是“莫扎特”的名字；诗人狄金森以一句诗告别人世：“我必须进去了，雾正在升起”；身患胰腺癌的乔布斯没说什么让人深思的话，只有“噢！哇！噢！哇！”……然而，这些出自名人之口的所谓遗言，其实很多都真假难辨。即使它们是真的，也很难体现临终者实际的语言能力。
更何况，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他们的临终遗言几乎随着生命一同流逝了。
那么当死亡来临时，人们究竟会说什么，又是如何同身边之人交流的？这些言语纯属胡话，抑或有规可循呢？对于大部分临终者来说，在生命的终点，随着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他们的肺部能力往往会丧失。因此，人们用尽全力，只能低语一些简短的词句，例如“我X”之类的脏话，或者妻子、丈夫或孩子的名字。
“一个养老院的护士告诉我，临终者的遗言通常是很相似的，”哈乔·舒马赫（Hajo Schumacher）在发表于《明镜》周刊的文章中写道，“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在呼唤‘妈咪’或‘妈妈’。”据说《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在死前重复的就是“妈妈”一词。
在《公民凯恩》里，凯恩的临终遗言是“玫瑰花蕾”（Rosebud）而那些还有点力气的临终者，甚至会唱起最爱的一首歌，或者至少能说出几句歌词。在BBC的一段视频里，临终关怀护士介绍了一个动人的场景：一对身体不太乐观的夫妇希望自己的病床紧挨着，这样他们就能紧握彼此的手，一起唱《去往中国的慢船》（On A Slow Boat to China）这首著名的爵士歌曲。
（“去往中国的慢船”常被用来形容一段想象中的最漫长的旅程。）
除了养老院和临终护理中心，见证最多临终遗言的无疑还有急症室、ICU和癌症病房。在Reddit的一条问答贴上，医生和护士们便分享了自己和临终患者的最后互动。获赞最高的是在ICU工作的网友 @ Awk_Ward1，他说一位肺动脉破裂的患者前一分钟还在开玩笑，不料下一秒就口吐鲜血。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临终遗言有普遍模式吗？如果我们想找到更多真实的遗言并探究其含义，能够翻阅的恐怕只有丽萨·斯玛特（Lisa Smartt）的书了。起初，斯玛特只记录了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无意义的话，像是“Sorrow（悲伤）里有好多so”、“让我从这里坠落”。与此同时，无神论的他甚至开始提起了天使。而他最后一句话总算能让人听懂了，他对妻子说：“够了，谢谢你。我爱你，够了。
”在这些话中，斯玛特竟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语言世界。通过进一步收集并分析1500多句临终遗言，接受过语言学训练的她发现，其他临终者的话和父亲的话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于是，她将这些遗言的语言模式和主题总结在《临界言语》（Words on the Threshold）——一本虽有局限但独一无二的书中。
她发现，具有极高隐喻意义的遗言通常和单向旅程、某种指引或旅行比喻有关（不过有意思的是，几乎没人讨论散步或慢跑）。此外，临终遗言充满了感叹、重复和持续的叙述。临终者也会在死前发出请求，他们往往需要一顿美餐，或者和他人达成最后的和解。
当然，并非只有斯玛特对临终遗言的模式感兴趣。
在1921年，为了评估人们“死前的精神状况”，美国人类学家亚瑟·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ald）就曾挖掘过当时唯一可用的遗言语料库。他按照职业将临终者分为十类（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等），并将他们的遗言划分为讽刺、玩笑和慰藉等。麦克唐纳发现，军人有相当多的“请求、指引和告诫”，而哲学家（包括数学家和教育家）更多是在表达“疑问、答案和感叹”。
宗教人士和皇室成员更多在表达满足和不满，艺术家和科学家则很少表达这些。德国学者卡尔·古斯克（Karl Guthke）评论说，似乎只有麦克唐纳用量化的方法评估了临终遗言。
听不懂临终遗言？数十年来，人们从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入手，试图理解人类是如何开始掌握语言的。但对于临终者的语言变化，却鲜有可供参考的研究。尽管人们还未深入探索这个领域，但斯玛特的开拓性工作或许能提供一些洞见。
她的一个启发性的观点是，临终者的叙述似乎是随着时间缓慢展开的。譬如，有人一开始会念叨一辆因故障停在车站的火车，几天后会讲车修好了，几周后又说火车如何开往南方。“如果你只是走进房间，听见至亲之人说‘噢，站在我床边的是位拳击冠军’，这听起来就像是幻觉。”斯玛特说，“但如果你随着时间观察的话，听到他让拳击冠军穿这个、做那个，就会发现他其实在讲故事。
”她认为追踪故事线索能应用于临床研究，特别是当故事接近答案时，这或许反应了人们对死亡临近的感受。有临终护士发现，“临终者常用的是旅行比喻，借此提醒身边之人自己即将离开人世。”譬如，一位17岁的癌症患者因为找不到地图而心烦意乱。“如果找到了地图，我就能回家了！地图在哪儿呢？我想回家！”斯玛特在调研中也捕捉到了这一点，她发现一些临终者常常会提到一场盛大活动的到来。
一位被调研者说，自己的祖母在半夜起来梳妆打扮，声称自己在为舞会做准备。
无论临终者使用何种比喻，倾听者其实并不难理解它，但还有一些临终遗言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临终者在指代人、地点和物体时，会用“它”、“这个”或“那个”等。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太遗憾了，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告诉哪个），“你之后会搞明白的”（搞明白什么？
），“它不是你想的那样”（它是啥）……斯玛特认为，“这给人一种普遍的感觉：讲述者正在经历的事，要么是无法描述的，要么很难用来和人交流”。当然，还有很多临终遗言听起来完全就像胡言乱语，例如“我在绿色维度”、“水是最可靠的”等等。它们毫无意义吗？还是在描述某种幻觉？鉴于我们对大脑的研究还很有限，对此只能加以猜测了。
研究临终遗言有什么用？虽然临终遗言总的来看复杂多变，但总结它的模式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
即便是对临终遗言的简单描述，也能促进更深入的语言学研究，还能帮助临终者和临终护理人员。专家表示，知晓更加详细的语言动态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并提供一定的掌控感。它也能启发我们如何同临终者沟通。如果护理人员有着异于病人的文化背景，他们可以在培训期间了解不同的文化隐喻。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医院和福利机构逝世，临终交流会变得更加普遍。
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很快死去。多亏了医学进步和预防护理，大部分人要么死于癌症，要么死于器官病变（主要是心脏病），或者仅仅是寿终正寝。在这些情况下，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可能会发生在医院、临终安养院或养老院内。只有在患者可以交流的前提下，他们才能自己决定护理方案。更深入地了解临终语言和临终交流，能赋予患者更长时间的自主性。
但是，研究人们死前的沟通和互动仍然面临着挑战。
原因在于死亡和某些文化禁忌有关，还有科学家围在病床前带来的伦理问题。专家还指出，每起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科学很难应对这种多样性。再者，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极少获得资助，因为赞助机构优先考虑的可能是减缓癌症疼痛之类的项目。回过头来看，所谓的“著名临终遗言”其实是浪漫死亡愿景的基石，让我们误以为将死之人的话清晰可辨，而且富有意义。
正如临终遗言的相关记录展示的那样，真实的遗言和电影里不太一样，病人也不是那样逝世的。而我们正开始试图理解，当临终互动真正发生时，它们的面貌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