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a是一名拥有M型发际线的深圳码农，早在中学时代就被脱发焦虑牢牢缠住。他想改变，但断断无法忍受植发被人发现，于是早早和女友Daisy讲，植发完成之日，就是隐姓埋名之时。直到2018年底，他终于走进了植发机构做植发。很难说脱发焦虑和植发广告哪一个先席卷了中国。你再也没法相信帽子下的脑袋和刘海下的发际线，每一个选择了光头的人都显得有难言之隐。
公交站、地铁通道、电梯间，植发广告总是大剌剌地冲击着眼球，要不就有头发茂密的自信人士龇牙笑，要不就是文案言简意赅摄人心魂——上午植发，下午上班！一边是疯长的植发机构，一边是几乎不怎么开展植发手术的公立医院。口碑很好的上海九院，预约植发手术可能会排期到2020年。“植发”就这样既火热，又让人充满狐疑：植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那么成熟了为什么公立医院很少开展？真的植发的人都在哪里啊？
为什么公立医院不怎么做植发？不管是雍禾植发的CEO张玉，还是碧莲盛的CEO黄旻，都对果壳说：“植发是个苦力活。”而经历过它的人则说：你可以理解成“头顶插秧”。虽然说是植发，实际上植的是毛囊。从后枕部取毛囊，再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比如头顶，或者发际线处。毛囊要一个一个地取，再一个一个地种下去。角度要恰当，深浅要合适，否则损坏了毛囊，就会降低最终的“成活率”。
这其实特别依赖操作者的熟练程度，更像是个纯粹的手艺活。一场植发手术会持续数个小时，并且需要多人配合。不仅需要取毛囊和种毛囊的操作医生，还得有人去处理取出的毛囊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说是多么鬼斧神工，但都同样重要。刚做完植发手术不久的Verla，Daisy用四川话形容：“血咕淋当。”Verla植发2000个左右的毛囊单位，手术加起来有6个小时。
深圳的仙贝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越来越高的发际线促使她去植发，一共取2300个毛囊，花费了3个小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的杨淑霞医生解释，这也是国内的公立医院植发规模不会太大的原因——过长的手术时间，必须多人协作的手术过程，都抬升了一台植发手术的成本。限于公立医院的架构和政策，他们几乎是注定无法大规模开展植发手术。
纯美型为诉求的植发，紧急度又不高，因此大多数公立医院现在接诊的都是功能性的植发，例如一些烧伤、烫伤、硬皮病等造成的瘢痕性秃发的患者。在瘢痕上植发，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外形改善，毛囊里的干细胞还可以帮助头皮本身的皮肤恢复。不管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在植发机构做手术，手术的时长和成活率都和操作者的熟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杨淑霞医生称开展植发手术的公立医院虽然比较少，全国能做植发手术的三甲医院医生也是数得过来的，但是这也算一个好处，医生相对固定，可自由选择自己信任的医生。民营植发机构的医生多一些，而且是专门做植发，总体来讲做过的手术量肯定是可观的，但是民营植发机构中的医生流动性大，不易了解具体的植发医生，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会有一定差别。而对于植发者本身来讲，手术体验有着更多的出乎意料。
Daisy一边嘲笑男友功课做得不好，一面也抱怨了植发广告展现的场景过于美好：总是不知愁滋味的植发者，坐在椅子上接受手术，脸上还带着不得了的笑容。植发的过程自然是不痛的，因为会打麻药。“但是谁能想得到，打麻药本身是最疼的一环呢！” Verla给Daisy吐槽说，打麻药的时候是一小片一小片区域打的，一次就打一针，要把整个植发区都打一遍，每一下都很刺痛。除此之外，令人煎熬的还有不舒适与无聊。
张玉坦言，现在的植发手术，大多数还是患者跟着医生走。取毛囊的时候要趴着，还要随着医生取的部位不同变化角度。再加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玩手机，Verla打完麻药之后就断断续续睡了好几觉，仙贝则听着医生们聊天，内容是一些她听不太懂的八卦。仙贝生活照 | 仙贝第二次感觉到疼痛，是手术结束后的数个小时后，麻药的效果消退之时。来自内蒙古的植发者小晨曾被妻子拉去分娩体验中心，体验过“十级疼痛”。
他觉得麻药散去之后的痛感，甚至能达到七八级。杨淑霞医生直白地讲，术后恢复用的很多护理产品对毛发的生长不见得多有效果，但是光就让植发者放松身心、减轻术后的结痂红肿、促进创伤愈合这几点来说，还是有用的。一个人的植发两个人的“植发月子”很少有植发者会真的把“植发出来原地上班”当个好主意，他们对植发效果满怀期待，同时又极力保护秘密。
Verla最终没有移民，他躲在合租房属于他和Daisy的那间卧室里，坐了回“植发月子”。说“坐月子”实属夸张，他活动自如，而且只休息了一周。“上午植发，下午上班”这句话，在理论上当然是真的，毕竟你不用脑袋走路，也不会因为植发影响思维；但没什么实践价值——植发完之后，头顶会有密密麻麻的小点，光是做完手术坐地铁回家，Verla就已经深受刺激，更别提去上班了。他在“月子”期间真的没有踏出那间屋子半步。
看女友Daisy辛苦，他会扫地以示友好，当然，垃圾还要Daisy去倒，因为他是不能去客厅的。Verla美滋滋地表示，没有人发现他植发了。Daisy怀疑同事就算看出来，也不可能来问的，而且对他这样植发却不希望别人看出来的心理感到不解。不过最后Verla总算解释清楚了这件事：植发后，最期待别人的反应是，觉得你变好看了，但是说不清是哪里好看。
有点像脸部微整形，你期待别人也能看出变化，但是希望对方坠入迷雾，搞不清你究竟动了哪里。图 | Pexels仙贝在术后的一周里，把头发扎成四个辫子，将后枕部的取毛囊区域和发际线都露出来透气。她躲在家里休息，唯一一次出门，是好友邀她喝下午茶，盛情难却。仙贝从一个封闭空间换到另一个封闭空间——和好友在车里喝茶聊天。好在上班的时候已经可以散着头发，如果你和她不是很熟的话，兴许也很难发现她植发了。
就这样，虽然植发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植发的人越来越多，但植发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依旧是隐秘的行动。Daisy虽然自己不在乎男友的发际线长什么样，但还是全力支持。不仅支持，她还把男友的经历写成详细的两篇文章，发布在豆瓣（囧之女神Daisy）上，引来不少围观。在更私密的圈子情况有些不同：Daisy在一个小的微信工作群聊Verla去植发的事情，立刻有好几个同事来打听细节，但是都是通过私信。
在微信群里，没有人提及自己也想去植发。要想植得明明白白先得秃得明明白白植发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将你健康的毛囊取下，植入你缺少健康毛囊的区域。移植成功，毛囊成功成活，长出新的头发。但是，脱发的原因却不见得简单。最常见的是“雄秃”，大面积植发主要涉及的也是这种脱发类型。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脱发原因，比如最容易和“雄秃”（雄激素性秃发，旧称脂溢性脱发）混淆的“额部纤维性脱发”，如果误以为是雄秃并且植发，过段时间还会脱落，没有用的。杨淑霞回忆，最初的民营植发机构不尽规范，也并不重视术前诊断和术后的支持治疗，反正头秃了就植呗。
后来，整个行业才慢慢重视起皮肤科医生的意见，如果头皮有其他病症，比如毛发扁平苔藓导致的脱发，那就要先用药物治疗，等炎症消退并稳定2年以上，适合植发了，再去做植发手术；再如，自体毛发移植对于“雄秃”来说不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术前术后仍然需要长期用药等等，不然即便植发了，也会有脱发的风险。现在植发机构也会将难以诊断的脱发者介绍到杨淑霞医生这里进行更专业的诊断。
图 | 图虫创意还有一些脱发的类型是不一定需要植发的，比如斑秃，是和自身免疫力相关的。身体状况变好了，没有头发的地方有可能自己长出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吴文育教授所在的皮肤科，是国内公立医院中开展植发手术最多的科室之一。由于华山医院皮肤科的支撑，吴文育教授的植发团队大小的植发手术都会接。即便如此，吴文育教授并没有将民营植发医院视为所谓竞争者。
他唯一反复强调的，是要脱发患者切记核查机构的“医疗资质”。“千万不要跑到乱七八糟的什么工作室什么美容院理发店去做植发手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只有具备医疗资质的专业植发机构，才有资格对你的头皮情况、脱发原因等做出相对专业的判断，也更能保障手术本身的安全性。至于植发的手段技术，说破天去目前也只有两种：FUT有痕植发和FUE无痕植发。
无痕植发是一个迷人的概念，也是现在植发手术较多应用的技术，它是指直接在患者的头皮上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取毛囊。而FUT则惨烈得多，患者将会被取下一整条皮瓣，然后缝合伤口，取下的皮瓣拿去在显微镜下分离毛囊。“那个时候做FUT的患者，好多都是完事半年不敢低头……不是不能，而是心里面总觉得不敢，毕竟后脑勺缝了一条嘛。”张玉回忆起FUT还心有余悸的样子。
吴文育教授则称FUT和FUE并不完全是替代的关系，FUT虽然要取整条皮瓣，对于患者来讲痛苦程度高很多，但是也有明显的优点：在显微镜下操作，取毛囊的精准度很高，毛囊存活率也很高。能在同样面积的头皮中提取尽可能多的毛囊。这对于本身毛囊量就不是很充足的植发者，就是一个更适合的方法。植发的人群在改变，医院和机构也在改变消费者早已变被动为主动，他们不仅懂的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多。
对于主要接美型植发的民营机构来讲，让消费者满意越来越不容易了。据黄旻介绍：“近五年植发者的年轻化趋势很明显。”从碧莲盛最新统计的数据来看，已手术的植发者主要分布在20岁~40岁之间，其中25岁~30岁的植发者占总人数的34%，更惊人的是，20岁~25岁的植发者就能占到16%——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个在碧莲盛植发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是“93后”。
而另一边的雍禾也是同样的情况，张玉回想起，十几年前“植发的人一般都是烧伤烫伤的”，并且男性能占到九成以上，现在男性只能占到七成。艺术种植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仙贝在和医生进行术前讨论的时候，就发生了分歧。医生建议仙贝植“波浪形”发际线，这是当下很流行的一种发际线，会让头发看起来更茂密自然。但是仙贝坚决不同意。“我自己有美术功底的，我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发际线。
”最后，仙贝依照自己比较小的五官和本来就不太宽的脑门，坚持让医生采用了圆滑发际线的方案。图 | 图虫创意这只是消费者“固执己见”的一个例子，术后的不满才是更令植发机构头痛的事情。在很多以“美”为目的的植发手术中，不满主要来自于审美和舒适度。
Verla觉得打麻药的速度实在太快，没有顾及到患者的感受；仙贝觉得植发机构的医生审美还是“太速成”，不能称作是对发际线进行“设计”；而小晨则觉得麻醉消退后的痛感直逼分娩。以前的植发者，有头发就行，现在要满意可没那么容易。张玉还讲述了前段时间一个小明星的植发故事，那个小明星对植发效果就不甚满意。术后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一寸照片说：“就是不如这个密啊！
”三到五年内，像从有痕植发到无痕植发这样的大变革，张玉不认为在植发行业会发生。会发生的是手术体验越来越好，理想的境界是“能一边手术一边喝咖啡”。当然，前提是，像杨淑霞和吴文育所强调的那样：术前检查一定要到位，对头皮情况的诊断要谨慎。植发的价格现在基本在一个毛囊15元左右，一场手术下来，几千个毛囊的移植量基本得花费两万元以上。面对同样一个问题：“植发，你觉得值吗？
”不管是坚决不出门的verla、伺候verla坐“植发月子”的Daisy、对镜哭唧唧的仙贝，还是痛感极其强烈的小晨，都在片刻考虑之后回答：值得。就算有其他讨巧的方法，还是比不上头发真的“回来”的喜悦。采访到最后，我问起知不知道有些纹身店可以“纹发际线”，Daisy在电话那头说：“完了，（我们）是不是多花很多钱？”一边的Verla陷入沉思。
Daisy瞬间理解了他的心理：“他心中有执念的，头上有毛，心里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