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鹦鹉螺壳部分，白色完美斐波纳契图案。“斐波那契数列”指的是这样一个数列 1, 1, 2, 3, 5, 8, 13,........这个数列从第3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
“斐波那契图案”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如鹦鹉螺、松果、凤梨、树叶的排列、某些花朵的花瓣数（典型的有向日葵花瓣），蜂巢，蜻蜓翅膀……1972年12月，执行美国最后一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7号”载人飞船向月球飞去。途中，飞船上的一名宇航员用哈苏相机拍摄了一系列彩色照片，其中一张被地球上等候的人们慧眼识中大量复制，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
这幅后来被名之以“蓝色玛瑙”（又名“蓝色弹珠”）的摄影作品，真切地展现了被阳光完全照射的地球画面，从地中海到南极冰冠，从阿拉伯半岛到非洲大陆的海岸线，都清晰可辨。地球上的居民破天荒第一次从天上看见了他们的世界——全景的、完整的、彩色的地球，那是一个在辽阔、漆黑之太空背景中不断自转着的、蓝白相间的精致小球。它在带给人们深深震撼、长久回味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地球景观，引发了对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思考。
更重要的是，它还提醒人们：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大家同在一颗脆弱的行星上面。能从地球之外摄取这神奇而壮美的地球“画像”，乃是拜现代科技全副武装起来的摄影术之所赐。其超越了人类视线和空间的“勾勒”，从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观察事物的表象，何尝不是一种艺术的呈现？科学与艺术融汇其中，更添余韵无穷之妙。
回溯到大约180年前，正是科学与艺术的第一次联姻，促成了人类视觉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诞生了摄影这一“奇术”，从而将人类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意识阶段。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命物象可以如此真实地在视觉上被“描摹”出来。耐人寻味的是，这当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路易·雅克-芒德·达盖尔于1839年8月公开其银版摄影法，恰是在法国科学院和艺术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
此前11年，达盖尔在致其合作伙伴尼塞福尔·尼埃普斯的一封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怀着热切的渴望，想看到你用大自然做的实验。”不错，摄影术发端于实证主义盛行、科学理性高涨的年代，由“客观再现”的现实需要所催生。然而，摄影术又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发现或科学领域的发明，而是各种技术知识和信息积累最终融合的结果。
其产生有赖于三大思想的交汇：前两个是光学和化学，第三个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想法，即也许有可能凭空抓取一幅由大自然的力量形成的图画。源自于拉丁语“photo”（光）和“graphy”（用光线绘图）的英文摄影“Photography”，便很贴切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威尔逊·本特利（1865-1931）是世界上第一位拍摄雪花的人，这是他显微相机下的雪花。
有意思的是，在摄影诞生的最初几十年里，它曾被戏称为“阳光绘画”（sun painting）。此语颇有讽喻意味地概括了摄影的机械特点与画家的艺术自由之间似乎不可避免的对抗性。而关于相机到底是一种科学的、实用的工具，还是一种艺术的工具的讨论，一度也十分热烈。对于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反对意见，大多认为摄影未免太容易、太直接了，以致无法用于艺术的目的。
历史上真的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艺术家们对于把一种机械再现方式提升到艺术创作的高度感到愤愤不平。在1862年，一批声名卓著的艺术家发表了一份针对摄影的言辞激烈的谴责书。他们还签署了一份正式的请愿书交给巴黎法院，抗议将工业技术应用于艺术当中。在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摄影被指控为诗歌与想象力的敌人，其所发挥的有益作用仅仅局限于“科学与艺术的仆人”这一卑微的地位。
及至19世纪中期，摄影在欧洲还曾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被与美术和装置艺术明确区分开来。在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摄影被安排在自己的空间，位于工业馆和美术馆中间。而在此前后，摄影一直在科学与艺术这两个文化类别中左右摇摆，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记录而非艺术创作；同时，也在艺术/科学的辩论中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常见议题是：科学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是否类似？艺术和科学图像是否有共同的意象或审美特质。
当然，也有人提出：摄影中哪部分是科学哪部分是艺术，有没有清晰划分的必要？摄影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