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博士一年级的曾力过得有些郁闷。每一天，至少有三个人发微信来打扰他，有些还是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一番不咸不淡的寒暄后，每个人都会问出相同的问题：翟天临后面那个人，是你吧？如今因为翟天临，人文社科博士被误当成抄几页论文、混混日子就能毕业的“好营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翟天临博士毕业那年，曾力硕士毕业。同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两人参加了同一场毕业典礼。穿着蓝底红边硕士服的曾力恰巧坐在穿着黑底黄边博士服的翟天临后面。曾力给刊发这张照片的新闻门户网站发邮件，让网站尊重自己的肖像权，把照片打上码。网站编辑就此道歉并按曾力的要求做了。
可事情还没完。过完年坐火车回到北京，出站口的检票员看了一眼曾力的学生证，问道：“北京电影学院？翟天临的学校吧？”“有点像过街老鼠，北电的博士，”曾力说，“因为翟天临的事儿，我都想退学了。真的影响很大，北电的博士都成了学术不端的代名词了。”
曾力所学的艺术学理论和翟天临所在的电影学，同属于艺术学。直到2011年，艺术学都是隶属于文学的二级学科，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并列。如果不是因为翟天临，外界对人文社科博士的刻板印象，还是枯坐在图书馆略显幽暗的灯光下，带着厚厚的眼镜，弯着腰驮着背，闷头看书。旁边放着茶渍已经洗不掉的透明塑料水杯。如今，读人文社科博士又被当成抄几页论文、混混日子就能毕业的“好营生”。
果壳联系了十位人文社科领域的在读博士/退学博士，希望能呈现人文社科博士的真实生活状态，也试图借由他们的求学经历回答一个问题：读那么多年，人文社科博士读的是什么？
国内某知名大学读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王丽曾在本科期间辅修过心理学。越读到后来，她越觉得，文科和理科的研究方法两者之间是相通的。王丽主要研究的是古代典籍。她会从典籍的版本入手，先搞清楚这本书的所有版本，每个版本的情况、面貌是什么样的。
这是基本的文献学的方法。还有作者，“比如说我要写的这本书，他的编者是宋代的吕祖谦，我就要先去找吕祖谦的生平。我要顺着先看历史，《宋史本传》里是怎么说的。然后再去翻翻《朱子语类》和《宋元学案》。相关的一切材料我都需要尽可能多地去涉猎，最后用不用再说。”
王丽不会从头看到尾把《宋史本传》看一遍，现在的数据库都能直接检索出特定的段落。特定的段落就是一条材料，一条又一条材料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王丽的资料库。王丽说：“理工科具体的实验操作方法我不懂，但是写完论文我自己感觉特别像做数学，就是中学数学那种证明题。我先提出一个假说、一个论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要找材料去证明我这个论点是对的、去证明别人说的是错的。”
马利安在清华读历史。用她的说法，历史学研究“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要把发生的事情还原到它具体的语境里。要通过大量阅读积累的资料，把事情搞清楚，再分析背后的逻辑动力。”要知道事情发展的脉络、发展的态势，那段历史独特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背后的逻辑等等，从而找出一种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需要非常强的逻辑性和非常完整的体系感，“不能让别人一堆就倒”。
为了保持历史学“伪装中立”的立场，如果一个相对比较精英的话题，就得试图让底层来发言；一个普通的话题，要补充一些精英化的东西。比较文学专业的吕灿在读博期间经常参加读书研讨会。老师会提前布置一些文本，十个左右的博士生就此展开讨论。就一个话题，每个人都要发表看法。“虽然大家读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你要和同学争论，说明为什么你这么想、为什么你的想法是对的、为什么别人的想法是错的。
这是一个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慢慢就有一点思辨能力了。”
她的博士资格考试备考范围是一份两百本书的书单。三个月准备时间。三轮考试，每轮考一天。一轮考试一道题，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一篇五千字的论文。吕灿说：“反正这个过程已经很崩溃了。等你写完以后，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的几位老师还要给你评语，要讨论你这一天五千字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考完第一轮，“整个人都不好了”的吕灿决定退出，转到了人机交互专业拿了硕士学位。她并没有强烈的跨界感，“两个专业都需要思辨能力和控制文本的能力。我们学文的，都讲究一个语言的逻辑性和叙事性。”
但同时，如今在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做交互设计的吕灿能感受到自己和工科生的差别。吕灿戏言，“文科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哔哔’。”程序员不会问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他们只要一个确定的结果。老板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去干。
文科生不一样。文科生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然”：到底要不要做、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我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在背后支撑我，不然我一边做就会一边怀疑。如果产品的质量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怎么去和客户谈？”因 为这个原因，吕灿经常和老板“吵架”。
马利安曾体会到人文背景和社科背景的博士思维方式的不同。她是一个两百多人的女博士微信群的群主。在群里，大家经常讨论社会问题。比如，凤凰男的话题。
学历史的人会觉得凤凰男只是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一种信号——碰到类似背景的男性要保持警觉的信号。而学社会学或者学人类学的，就会认为这样的标签直接伤害了整个一个群体。马利安说：“学人类学的，就会以一种冷峻的、超然的视角看问题；学社会学的，会有明显的框架感。我们历史学是经验性的，而她们是理性的。”在北大学习政治学的王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会问事实是什么。
把事实搞清楚之后，再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解释明白后，就能把结构性的因素摘出来。他的博士题目是研究中国的族群多样性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的数据与资料多来自统计年鉴。王振说：“先搞明白事儿，再尝试理解，到这一步来说已经够了。社会科学也只能止于此了。至于解决问题，那不是学者能做到、也不是学者会考虑的问题。”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李燕也表示，刚开始学人类学的时候，老师就一再告诫，“不要妄图提什么解决方案，搞得像政府调查报告一样，只需要把发现的问题给分析解读好，就行了。”为了“理性”地观察研究对象，田野调查是社科类学科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生卡古拉研究的是不稳定劳工。具体说是政府政策对创意产业不稳定劳工的影响。用的理论是福柯的治理术。
研究对象是厦门油画村的油画产业工人的生活轨迹和地理流动。虽然没有做满一年田野调查，卡古拉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城中村和画师们同吃同住。
人类学认为，人的每一个小行为都关联到整个社会的大结构。研究人员需要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前期的田野调查，做得越细越好。一开始，画室的老板只让卡古拉打打杂、扫扫地。慢慢地，卡古拉也拿起了画笔，做学徒学画画，搞起了创作。再后来，她能接单给画室赚钱了。
其他画师做饭也会带上她的那一份，“我跟他们说不用管我，他们说不过是多加一碗米而已”。在乡村大排档，白酒黄酒红酒也馋着喝过。用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把理论框架凿实，然后解释。然而大部分时候理论都被田野常识颠覆掉了”。
卡古拉觉得，做田野特别孤独。白天一个人在田野，没着没落的；晚上回到住处，开始写这一天的观察笔记，还是一个人。回到学校，还得天天得追着导师，求导师给点意见。
在北京学考古的小婷也是如此，她的导师“能不管，绝对不管”。小婷研究的是某时期的漕运。导师不清楚她找了什么材料，对她找到的材料也不熟悉。而且，导师手下的博士很多，从史前到元明清都有。“他只有一个大概念，应该怎么写，可以怎么写，或者告诉你去看哪几本书。”同学也提供不了太多帮助。每个人研究的年代和器物都不一样，一个人的领域就只有自己懂。
小婷觉得，理工科的博士虽然会帮老板打工，但老板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方向给学生，学生只要把方向细化下去就行了。试验不会做、做不出结果，还有师兄师姐帮衬，而人文社科的博士，“题目自己想，材料自己找，观点自己提，导师顶多在旁边提几句建议。”
几乎每个果壳接触过的人文社科博士都提到了“孤独”。一天学习多长时间、一天读多少材料、写多少字的论文，都可以；在图书馆、在自习室、在宿舍还是在咖啡馆，无所谓。
一个学期见导师两三面一点都不罕见。宅在宿舍一年都没人管，寒暑假一天不休息天天做研究也没人知道。反正也不需要去实验室，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设备。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王丽觉得，读博士就好像一个人自己走在沙漠里面，渴了只能自己找水喝，饿了自己找东西吃。“真的要一颗要一切要靠自己的心”。她的导师也是一样，由于对她研究的年代不熟悉，无法给她具体的指导。
历史学在读博士马利安认为，做学术就好像大航海时代的航行。
自己划着一艘小船，不知该去往何方。最好的导师是能为你劈开迷雾指引方向的灯塔。次好的导师是能让你在疲惫时暂时停泊、恢复元气的港湾。“能遇到‘港湾’已经非常不错了，毕竟不靠谱的导师不在少数。”另一个博士们常提到的词是“笨”。“我太笨了”、“我怎么这么笨”、“我太自以为是了”，是博士们用来形容自己的话。不同于理工科，试验结果没做出来就是错的。
人文社科的状况是即便论文写出来了，研究者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是对的。没有及时反馈，使得不少研究者都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泥潭。马利安这样描述她自我怀疑的过程：你研究一个东西，是有预设的。找到一段材料读完，在读的过程中你会进行反思，你的预设是被证实了还是被推翻了，当然也有可能没被证实也没被推翻。在读材料的过程当中，你会不停地反思，反反复复推翻自己、否认自己。“很常见，也真的很痛苦。
”有时候，挫败感是对比出来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的博士生亦辰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浪漫主义末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品的作曲技巧和特点。让她特别挫败的时刻，是有一次她接待从剑桥来的专家。她特别强调，“不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是剑桥大学，做纯音乐理论的那种。”当谈起双方的研究课题，亦辰发现，她还在用笔和纸，靠在谱子上写写画画来分析作品。而剑桥的专家用的是人工智能。
他们把经典作品的谱子输进电脑里，再用电脑分析人工智能发出来的声音。亦辰说：“我还在研究score，人家研究的是sound。我当时就想不明白我继续做研究的意义。”
况且，就算论文被同行认可得以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也不代表就有所谓的学术成就。一位博士曾如此形容：“大部分的博士论文，不过是东捡一点理论，西刨一点素材，讲一个过得去的故事。
就这样也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好几年的成果……福柯躺在那里，大家都去扒一点，厉害的能搞到一只手，一只眼睛，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只能抠到一点脚皮。”可能读博士的人都是在学术这条路上披荆斩棘过来的，不是每个博士都能甘心接受靠抠“福柯的脚皮”过活的人生。人类学退学博士李燕就曾质疑过研究本身的意义。她认为，现阶段社科领域内宏大的理论不可能出现了。“每年生产出来的论文其实挺乏味的，闭着眼睛都知道用的什么流派。
要么福柯要么马克思，套一套，增加一些田野的case。只不过是细节，统统塞进去就行了。论文的高低，就看谁故事讲的好。”孤独、自我怀疑、学术理想的破灭，都滋养了抑郁情绪。在果壳接触的十位博士中，有九位博士都曾受到抑郁症或者抑郁情绪的困扰。
有的人坚持下来了，有的人选择了离开。延期了一年的王丽选择坚持，她愿意当学术金字塔的底层民工。
“学术研究不可能一下子来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反正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降临到我头上，所以我很安然地接受自己扮演修修补补的角色。”王丽提到，文学理论中有一个理论说的是文学的“无用之用”——文学能够给人一种情操上的感染、一种审美上的体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在她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真正的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是对人类知识边缘的探索，是一种智性上的追求。
读博士前做过程序员的政治学博士王振是果壳接触的十位博士中唯一一位没有受到抑郁困扰的博士。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毕业后顺利找到理想的教职，他的收入很可能比刚毕业做程序员时要低。他依然选择留下。“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筛选机制，故意用低薪来排除掉那些对学术不够热爱的人。我说实话，做学术真的需要很大的精神回报，就是说你得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
”曾在博一认为自己太笨学不会逻辑学而萌生退意的哲学博士青行灯，也选择留下。她觉得，做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有趣”。研究完了手头的“谜题”，可以立刻进入下一个“谜题”，就像小孩子玩玩具一样。“这个玩具的所有玩法都玩了一遍，立刻能换到下一个新的玩具”。
至于“苦读书”的意义，她认为，一方面，和理论物理、理论数学一样，哲学等学科提供的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说人文社科的研究没有现实意义，“有多少人做的工作真的有意义？人工智能那么火，解决了任何社会问题吗？让更少人免于贫困、让更多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了吗？如果能靠做学术研究养活自己，又自得其乐，有什么可指摘的？”人文地理专业的卡古拉坚持读完了博士后，没有选择投身学术研究。
她觉得，自己的论文不会给画工群体带来任何帮助。每年都有人去城中村发问卷做调查，好一点的带礼品去、没钱的空手去，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帮助他们赚钱来得实际。由于对高等教育的失望，卡古拉毕业后投身了中学基础教育。人类学专业的李燕退学工作后，才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人类学、社会学的重点在于分析问题跟解构问题，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工作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后要解决、要改良。
她去到一家公司，先发现的总是公司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李燕觉得，多年的学术训练让她对价值观很看重。她在去年年底辞去了上海大型知名互联网公司用户研究的工作。辞职前，公司游戏直播的数据特别不好、流量很低，项目的产品经理请用户研究部门帮忙看看是否还有付费的空间。李燕现在还记得产品经理当时的原话——“我想看看我们用户还能不能榨出血来。
”李燕通过后台打电话给用户做访谈，电话的另一头却都是操着方言的朴实中年男子。接起来，就是破口大骂，“你们公司骗我家孩子！”、“还我X万块钱！”李燕从对方的嘶吼中听出了绝望。尽管当时正值互联网寒冬，上司也一再挽留，李燕还是裸辞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作恶”。工作了几年，李燕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希望找到“一个价值观允许良性赚钱”的公司。她也有重回学校读博士的打算。
上一 次读博士，她选择做消费人类学这一应用型研究，因为当时模模糊糊的初心还是想解决问题。可工作后李燕才发现，问题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太复杂了，牵扯到的利益方太多了。光有好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够的。反而回到源头去研究和记录问题，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