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哲学家为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数千年，却从来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到了上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斗志昂扬地进入到这个领域。他们乐观地以为，他们所拥有的工具能够揭示出大脑活动的起源。结果30多年过去了，他们得出了与哲学家相同的结论：自由意志太复杂。为了打破僵局，一项野心勃勃的项目集结了来自17所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收到了700多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1. 人们要怎样才能拥有自由意志？2. 不论自由意志需要的是什么，人类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通过这次合作，他们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域：自由意志神经哲学。神经科学与自由意志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相遇发生在1983年，当时，生理学家Benjamin Libet作出了一个奇特的发现：在自发行动开始之前，大脑中会出现一种名为准备电位的信号。
Libet发现，人们在报告自己意识到了要行动的决定之前，准备电位就开始升高了。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存在自由意志的挑战。但后续的一些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存在缺陷的解释，并且实验结果也没能给出什么与自由意志有关的结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Libet的发现开创了从科学角度对“自由意志”的研究。30多年来，科学家基于Libet的发现，在这一领域发表了数千篇的论文。
他们试图解答一些问题，比如大脑活动是不是只能预测我们什么时候会移动手？能否通过大脑活动预测我们会移动哪只手？我们能多早在大脑中探测到这些信号？这些早期的预测信号是否意味着决定是在几秒钟之前做出的？还是说这种信号是否是一些会影响决策的大脑活动？
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是心理学家与计算神经科学家Uri Maoz说，他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科学家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阐明了初始论文中的主张；二是现在我们深知自由意志问题的复杂性。因此，神经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合作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哲学家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已经非常久了。这一次，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提出更精确的问题和设计更具有哲学依据的实验，来得出更好的结果。
他们计划研究大脑是如何有意识地控制决策和行为的。这次并非是哲学与神经科学的首次交流。在此之前，一些课题组的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学术研究虽然是分开进行的，但他们会每年都会碰面，交换彼此的研究成果。但这次的合作研究机会让他们得以真正的一起工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在各自的领域孤军奋战。在这次跨领域合作中，他们计划每个项目至少要有两名神经科学家和一名哲学家参与。
首先，哲学家要帮助决定，哪些问题是应该被提出来的正确问题，他们要提出一个理论或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接着，如果神经科学家也对这些问题表示认同，就可以着手设计如何用实验来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当实验结束之后，哲学家会参与对实验结果的解读，最后联合发表论文。现在，研究人员试图超越Libet式的实验，他们不再直接追问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而是提出更精妙、更明确的问题。
例如，大脑是如何下意识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和决定的？下意识的意图是如何导致行动的？Libet式的实验结果（包括举手或动手指）是否可以推广到更深思熟虑的决定上？与第三个问题有关的决定是科学家们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哲学家认为与道德和责任更相关的决定。
Maoz解释说，虽然科学可以根据一个人大脑中的对称性破缺信号来判断，他是要举起左手还是右手，但这类问题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然而，如果当一个人面临道德选择时，科学还能预测他的行动吗？比如说，有一辆车着火了，而车里面有个婴儿，你是会冒着车可能爆炸的危险去营救婴儿，还是选择站在那里？这种类型的决定才是科学家感兴趣的。Maoz说：“我们不会去制造这些可怕的场景，但我们一直在试图研究这种类型的决定。”
Maoz认为，这项新的举措将大大满足从事基础科研的研究人员的好奇心，并且有望改变人们在未来对自由意志的研究。当人们问道，对自由意志的研究是否在神经科学和法律上有实际应用时，Maoz说：“研究基础科学本身就是有价值的。”Maoz认为，虽然神经科学可能无法完全告诉我们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但这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能更好地让我们知道大脑中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像意志这类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这或许可以在将来应用于区分自愿和非自愿行动之类的法律问题上；还有可能有利于对运动障碍类疾病的研究。Maoz说：“我们对大脑了解得越多，在许多领域就能做得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