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不过，关于同性恋的成因，有人说是道德败坏，有人说这是遗传导致的。不但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科学家们在很长时间里也难以下定论。
不过，随着证据的累积，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男同性恋的不少规律。比如，男同性恋一般有哥哥，而且哥哥越多，弟弟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这，可能和母亲怀孕时的免疫反应有关。在一些文化里，男同性恋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第三性”。
比如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如果男孩子从小就表现出女孩子的特征，那么他的父母以及街坊邻居不会认为这是稀奇的事，反而认为这孩子生来就属于第三性。萨摩亚的文化中，甚至为这类人创造了一个专属称谓——fa'afafine，意思是“像女生那样生活的男孩子”。这些男孩子不会被视为怪胎，或者被逼像普通男孩那样生活，而会像女孩那样被养大。fa'afafine男孩长大后，也可以交男朋友而不会被家人嫌弃。
这种容忍男同性恋的文化习俗不仅存在于零星的文化里，而在全球都可以找到，比如泰国也有这样的风俗，因此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同性恋跨性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化虽然能够容忍男同性恋，但对他们却非常严苛，比如伊朗要求男同性恋必须变性或选择死亡。
大概在20年前，科学家们找到了预测男同性恋的一个有坚实证据基础的指标——亲哥哥的个数。
多伦多大学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主任Ray Blanchard等人发现了兄弟出生顺序现象（fraternal birth order effect，FBOE）：男孩子有越多的亲哥哥，那么他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就越高。2004年，Blanchard和加拿大布洛克大学的生物学家Anthony F. Bogaert对2256个男异性恋和71个男同性恋的调查显示，亲哥哥越多，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就越高。
后来其他学者陆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萨摩亚等文化中验证了FBOE的有效性。2004年，Blanchard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上的一项荟萃研究发现，15-29%的男同性恋和FBOE有关（FBOE对女同性恋不适用）。Blanchard指出，男同性恋取向和亲哥哥的数量有密切联系，每多一个亲哥哥，男子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就增长33%。
那么，该怎么解释FBOE现象呢？一开始，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养育环境造成的。在很多哥哥的影响下，弟弟的性取向因为家庭环境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后来更多的人口统计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驳斥了这一点。2006年，Anthony Bogaert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排除了FBOE来自后天养成的可能性。Bogaert研究了944个男性（包含异性恋和同性恋）。
其中有些男性是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长大的（如被领养）。对于这些男性来说，他们的性取向不会受到兄长个数的影响，FBOE在他们身上不成立。
也就是说，后天的养育环境不是男同性恋性取向的成因。FBOE并不是在哥哥和弟弟的互动中形成的，而是另有蹊跷。如果FBOE不来自后天，那来自什么？2018年，Bogaert的团队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FBOE与生母的免疫反应有关。Bogaert的团队认为，妊娠中的准妈妈会对男胎的Y染色体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形成抗体。抗体是识别外来异物的分子标记，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在怀孕时，母体虽然能容忍基因与自己不同的胎儿存在于体内，但依然会对子女产生的“外来物”产生免疫反应，尤其是对男胎（男胎有母亲没有的Y染色体）。准妈妈的身体有时也会制造不利于胎儿的抗体。比如，那些稀有血型（如Rh阴性）的胎儿就常常因为母亲的免疫系统的攻击而面临生命危险。母亲每怀一个男胎，就会累积蛋白质NLGN4Y的一些抗体，而NLGN4Y抗体可能会增加她后来的儿子的男同性恋倾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NLGN4Y抗体只能解释一部分男同性恋性取向的成因，别的机制也在起作用。
Bogaert的团队的理论是，生的儿子越多，母亲的免疫反应就越强，越容易攻击后出生的孩子。为了证明这一点，Bogaert的团队收集了142个女性的血液样本，其中一半的母亲有男同性恋儿子。他们筛查了这些母亲的血液中是否含有一种只有男性大脑才含有的蛋白质——NLGN4Y抗体。
NLGN4Y这种蛋白质和神经元间的交流有关。结果发现，有很多儿子，而且有儿子（非大儿子）是男同性恋的母亲的该抗体水平高于大儿子是男同性恋的母亲。此外，儿子是异性恋的母亲体内的该抗体水平低于有同性恋儿子的母亲；而没有儿子的母亲体内的该抗体水平最低。
这些研究者认为，母亲每怀一个男胎，她体内累积的NLGN4Y抗体就越多。而高浓度的NLGN4Y抗体或许可以改变正在发育的男胎的大脑，使其产生同性恋性取向。Bogaert说，“我不敢说我们已经找到了FBOE的根源，但是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NLGN4Y蛋白质可能会改变处理性吸引力的脑区，母亲的免疫系统可能改变了正在发育的胎儿的大脑结构。”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Marc Breedlove对这项研究的评价是，“FBOE和人类性取向之间的关联的证据非常充分。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它为FBOE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NLGN4Y蛋白质和神经元突触的形成有关，因此母亲的抗体或许会改变胎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哥哥越多，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越高。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Jacque Balthazart在刊登在同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评论中对Bogaert团队的研究赞誉有加，他认为关于NLGN4Y蛋白质和男同性恋性取向的研究为性取向的生理成因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FBOE和母亲免疫系统的关系，让生物学家开始思索男同性恋的免疫学起源。男同性恋或许并不能由遗传解释，但的确是先天的（在母亲的子宫里形成的）。换言之，一些男同性恋或许并不携带“同性恋基因”，他们的性取向可能并不会遗传给下一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NLGN4Y抗体只能解释一部分男同性恋性取向的成因，别的因素也在起作用。
比如，Balthazart指出，在动物模型中，在围产期用性类固醇（如睾酮，或者雌激素）处理胎儿，就可以诱导其性取向。被睾酮处理过的胎儿更容易被雌性吸引，而被雌激素处理过的胎儿更容易被雄性吸引。在人类身上，激素对胎儿性取向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证据支持。胚胎时期的激素环境与同性恋的发生率有关。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导致男同性恋的部分原因是母亲的免疫系统，那么从演化意义上来说，为什么母亲的免疫系统要把自己的小儿子变成男同性恋呢，这对她的基因延续有什么好处呢？男同性恋对于生物学家来说也是个难题。因为有性生殖才能产生后代，延续基因，因此同性恋没有在演化的过程中被淘汰就显得十分诡谲。但是从同胞竞争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显得合理了。
新奥尔良大学的学者Edward M. Miller在《出生顺序和进化：同性恋的生殖经济学平衡》（Birth Order, and Evolution: Toward an Equilibrium Reproductive Economics of Homosexuality）一书中指出，弟弟的男同性恋取向可使其避免与兄长竞争资源（如配偶），从而增加其父母的基因延续下去的可能性。
在欧洲的历史上，贵族阶级就有“an heir and a spare”（一个继承人和一个备胎）的习俗——先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继承皇位，再生一个备用的男继承人，以防万一，但两个男孩就够了。
欧洲贵族通过实践已经知道，生超过两个儿子并不利于家族的稳定，因此只要生两个儿子就够了，更多的儿子可能会造成继承权的纷争，反而不利于血脉相传。当然了，演化视万物为刍狗，异性恋儿子太多易分家的问题适用于所有家庭，而不爱争夺资源，像女孩子那样帮助父母和家人的男同性恋为兄弟相争问题提供了一个解法。
比如，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的研究者Paul Vasie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萨摩亚人的fa'afafine一般出生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大家庭里，他们占用的资源不多（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会把自己赚来的钱用于养育自己兄弟姐妹的孩子。也就是说，出生在有fa'afafine的家庭里的孩子平均有更多的成年人来照顾和抚养，这对他们的生存自然是有好处的。
因此Vasie认为，对于儿女众多的家族而言，有一定数量的同性恋后代对于第三代反而有优势，而这符合亲属选择假说（Kin selection）——牺牲自己，以帮助亲属及其后代也是延续自身基因的一种方式。
FBOE的发现虽然让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是依然避免不了被滥用的局面。
Blanchard表示，FBOE已经渗透到了代孕行业，“有个美国人给我打电话，向我咨询一个代孕女性的事情，因为这个代孕母亲曾经生育过好几个儿子。这个人说，如果这个女人曾经有过很多儿子的事实会增加代孕孩子成为男同性恋的可能性，他就会放弃这个代孕者。”善待你的小弟弟吧，也请善待那些有哥哥的男孩子吧。他们心里可能很苦，但是他们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