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都会女性杂志和图画杂志中，底层劳动妇女的形象一贯是“受侮辱和受损害的”的弱者，是无名的群体，没有希望的社会边缘人。这一群体的形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媒体中翻身成了主角，是骄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本文回顾《人民画报》创刊初年所刊载宣传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些被公众忽略已久的劳动妇女的荣光。
《人民画报》1950年创刊，是一份宣传新中国新生活新政策的图像刊物，妇女解放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议题。画报所登载的妇女职业异常丰富多彩，既有精英女性中的女性领导人、演员、医生、知识分子、学生、运动员、飞行员、海员、跳伞员，也有大量工人和农民的形象。本文主要关注后者，讨论女驾驶员、妇女工人、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等劳动妇女的视觉呈现。
女驾驶员与我们当下熟悉的大众对女司机的污名化不同，《人民画报》中的新时代妇女完全能够胜任驾驶这项工作。驾驶一辆汽车，对女性来说解放的意义是多重的。
其一，驾驶传统上是男性的专利，鲜少有女性从业，女性驾驶员突破了职业上的性别藩篱；其二，驾驶意味着空间自由移动的能力，妇女通过驾车超越了家庭内部空间，得以在广阔天地下驰骋；另外，在追求现代化的1950年代，能够操控农用机械，就是为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是《人民画报》宣传的一位重点人物。
1948年时，黑龙江的拖拉机训练班不收女学员，梁军据理力争才争取到了学习的机会。成长为拖拉机手后，她训练了更多的女拖拉机手，并成为了女拖拉机队的队长。在照片中，身着工服的梁军正向她的学生讲述拖拉机的构造。画面中展现出来的梁军的形象，符合新中国对劳动妇女的全部期待。她外表朴实、身材健壮，善于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有决心和毅力带动其他妇女走向解放。
《人民画报》早期刊登的工人妇女，遍布纺织工厂、卷烟厂、制糖厂、油田、建筑工地、水电站、邮局……画报同其它新中国的报刊一样，着力塑造工作勤勉、积极向上的工人妇女的形象，同时也强调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种种发明创造。体力劳动，不仅仅是力气活，同样需要缜密的心思、灵巧的双手和创新的意识。
梁启超在对中国女性的论述中表示，传统中国的妇女都是“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可他完全忽略了中国妇女在家庭手工业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画报》刊载了妇女从事的多种手工业，这些工作曾经大部分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因此成了男性知识分子“看不见”的劳作。
性别史学者贺萧在其著作《记忆的性别》中写道，我们素来熟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在陕西农村妇女那里是不符合现实的。解放前，由于战乱、丈夫生病或去世等等原因，妇女经常要扛起下田劳作的重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动妇女进行农业生产，更多的妇女走向田间地头，她们从事的农业生产也是五花八门。
观察《人民画报》中的劳动妇女，不难发现编者意在将各个领域，甚至那些曾经的隐形劳动者，放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展现她们的技艺和汗水。妇女劳动者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从事着重要的工作，也起到了支柱性的劳动力的作用。当然，建国初期的画报摆拍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当时也是新闻和摄影从业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媒体并没有认识到——抑或是“不能”认识到，劳动妇女仍然面临家务和工作“双肩挑”的困境，一些女性在体力上无法胜任而导致了常年病痛，典型人物的树立不能代表普通劳动妇女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远远不及视觉呈现出来的喜悦甜蜜。
当下在视觉媒体中，主要看到的形象是精英阶层的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女性，企业家、管理人员、创业者、作家、演员……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似乎已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之中。反观建国初期的《人民画报》，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画报中对劳动妇女的广泛关注，和其中展现出来的作为劳动者的幸福感，仍然让读者看到了劳动妇女的力量、骄傲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