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日历推送这篇文章的时候，是3月11日午夜。此时此刻，城市之中还有灯火跳动，而秦岭腹地和川甘的高山峡谷都笼罩在黑暗之中。荒野里，游荡着的将近两千只野生大熊猫，正逐渐进入到一年中情绪最为起伏的时刻。它们的情绪是被一种气味搅动起来的——一些冷杉树上覆盖着的青苔被扒开了，裸露的树皮上层层涂抹着一些略带酸臭的深色物质。
这些气味的制造者是雌性大熊猫，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这些气味能让其他途经此地的大熊猫主动回避。但在三、四月份的发情时节，雌性大熊猫却通过它们来传递出自己的情欲信号：嘿，公猫们，“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这篇文章推送后的一个月内，公熊猫们会结束独居状态聚到一起，开始一场的“爱的较量”。树上，发出求偶信号的母熊猫“唧唧唧”地哼叫，鼓励追求者为繁殖权利而争斗。树下，公熊猫们也不负期待，一边朝彼此发出大狗嘶吠般的声音，一边在树下追打搏斗，直到满头鲜血、耳根撕裂，决出胜利者。求偶故事的尾声则是新生命的开始。山谷间躁动平息，母熊猫用类似“咩咩咩”的温柔回应接纳了最终的胜利者，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和笼舍中那些呆呆萌萌的滚滚相比，荒野中的野生大熊猫实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两点广为流传的关于大熊猫的误解，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人们对于这个物种的正确判断：一是大熊猫有繁殖障碍，连正常交配都不会；二是它们已经步入自然演化的死胡同，对它们的保护工作是资源浪费。首先，所谓“熊猫不能生”的观点，恐怕是被关于圈养大熊猫的新闻误导了。
在我们判断一个物种的生存能力时，不应以笼养条件下的那些从未在山野间摸爬滚打的大熊猫为依据，而是要深入真实的野生大熊猫的世界。在1989年到1997年的研究工作中，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秦岭杉树坪野外基地周围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多次观察到野生大熊猫聚集求偶和追逐的场景。这期间，人们至少观察到16只熊猫幼仔出生，其中有15只成活，繁殖成功率极高。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仔，还未睁眼就会发出“汪汪”的吠声，向靠近者示威。同一时期出生的母熊猫长到两岁多时开始进入青春期，会自动离开出生地远走，寻找其他种群的熊猫进行交配；而公熊猫则留在原出生地域，与外来的母熊猫重新组织新的“家庭”，有效避免了近亲繁殖。其次，判断一个物种是否进入了自然演化的死胡同，最好的手段是追溯这个物种在过去千百年间的变化和适应性。
2019年刚刚发布的一个研究测定了现生大熊猫及其同域分布的食肉、食草动物骨骼中，胶原蛋白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发现大熊猫在历史时期的营养生态位宽度是现生的近三倍，并有部分重合。分析结果说明，大熊猫专食竹子的历史可能只有5000～7000年，而非之前人们认为的数百万年。
也就是说，大熊猫很可能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隐居于竹林中，它们可能拥有过非常多样化的栖息地选择，享受过多元化的饮食，甚至可以适应热带雨林这样的生存环境。
作为一种基本上食性全素的熊，大熊猫食物总量的99%以上都是竹子。因为吃素，大熊猫的生存需求发生了巨大改变。譬如，它们既不需要高灵敏度的嗅觉觅食，也不再需要一击制胜的巨大犬齿和灵活敏捷的身体来捕获猎物。对它们而言，如果啃食坚硬的竹子时，能像啃黄瓜一样清脆舒适，显然更实用。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大熊猫的吻部（鼻梁）明显变得比其他熊类短，脸颊明显变得比其他熊类宽——大宽脸可以附着更多咀嚼肌嘛。
尽管食性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大熊猫的肠道依然保持着食肉动物的特征，对竹子的能量吸收率非常低。那么，如此庞大的身体，怎么维持能量平衡呢？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大熊猫在演化过程中变成了天生的“甲低”（甲状腺功能低下），能量代谢率甚至和树懒相当。实际上，要具有“甲低”这一属性异常艰难。
比如一旦能量代谢率低，那么动物往往难以恒定体温（冬眠动物会显著降低甲状腺功能）；再比如，若是人类的甲状腺不活跃，便会表现出疲倦、体重增加、情绪沮丧等症状。或许，大熊猫那相比于其他熊科动物更温和的性格，也是拜甲低所赐。但这些问题，最终大多被一些巧妙的机制成功解决。多数时候大众谈起大熊猫，往往会想到它们就生活在四川的卧龙、雅安或者是成都的繁殖基地中，也许还有人知道在陕西的楼观台也有大熊猫生活。
实际上，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范围比人们想象得更为广泛。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条漫长的条带状区域，东起陕西秦岭，向西南方向蜿蜒，跨过甘肃的迭部、舟曲后，进入四川岷山、邛崃山，其间穿过大小相岭，最终结束于四川南部的凉山山脉——大熊猫的分布区就在这些江河山川之间。就大地貌而言，这些区域属高山深谷，是季风所及的迎风面：在秦岭为南坡，在岷山、相岭和凉山基本上是东坡，而到了邛崃山变成东南坡。
这些坡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温暖潮湿的微环境，保障了大熊猫在数百万年的物种竞争中得以存活。然而遗憾的是，在今天，一个物种的生存现状往往和它们生存能力的强大并无关系。比如，短短数十年间，曾是中国陆地上最强猎食者之一的华南虎，已接近于宣布灭绝的边缘；丛林之中的云豹和云猫难寻踪影；江河沿岸的水獭情况不明；甚至连一度遍布大江南北的豺，也只有零星的目击记录。
除了像野猪这样生态位极度宽泛的物种外，绝大部分物种，都在人类席卷一切的开发和建设面前，面临着绝灭的风险——大熊猫，只是一个更被人类关注的代表而已。根据最新的全国熊猫调查估测，野外大熊猫的数量是1864只，种群数量稍有上升，濒危级别也从“濒危”下降为“易危”。这些变化，标志着自然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功，也说明了大熊猫这个物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尽管数量有所增加，分布区内的大熊猫却被公路、铁路、居民点、村庄分割成了三十多个局域种群，其中有十八个局域种群的个体数量连十只都不到。尽管大熊猫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神奇的求生能力，可一旦栖息地被破碎性阻隔，年轻的母熊猫就很难迁入迁出，被困的个体最终将开始被迫近亲繁殖。与此同时，一旦被困于“孤岛”，一次竹子开花、一次野生动物的疫病爆发，都可以让局域种群被团灭。
大熊猫面临的困难，亦是千千万万野生动物所共同面临的困境。而这些，是自然保护区中那些顶风宿雪的工作人员，无法完全解决的。要保护熊猫，首先要恢复熊猫栖息地的完整性，用走廊带将破碎的熊猫栖息地连接起来。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恢复熊猫栖息地的完整性，就意味着待建公路改道，意味着电站和水库换址，意味着退掉耕地、搬迁厂房。所以，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所有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之中——为了几只熊猫，值得么？
虽然答案见仁见智，但今天看来，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和当地社区发展的并存性，需要更合理的设置。毕竟横纵千里的“熊猫区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水土涵养区域之一，保护熊猫的同时，也可以保护这片区域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小区域的森林重点恢复，可以使江河下游千百万的居民免受洪水和泥石流之苦，并能拥有洁净的水源。如果这种期许可以实现，功德善莫大焉。
其实，大熊猫保护工作对人们生活的好处不止于此。节能灶、沼气池等更为清洁的能源被带到了当地社区，减少了薪柴的砍伐；在四川、陕西、甘肃，新式养蜂产业在大熊猫栖息地的社区逐渐开展，绿色种植产品直接被送到大型超市的专柜出售。这些利好措施，不仅使村民有了新的致富可能，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
经过计算，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达26～69亿美元，而大熊猫的保护工作，每年的投入在2.5亿美元左右。尽管这样的直接比较可能过于乐观，但这个结果至少说明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有机会使得千千万万共生于一片水土的生命共享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