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对基础研究一直非常重视，不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罗俊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尤其是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对推动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但在日常基础研究工作中，一些现象仍时有发生：好不容易申请了一笔经费，却因为不用置办高额实验设备、“钱花不出去”而苦恼；有的项目刚刚开展就面临中期考核，要填各种表格；尽管研究进展不如预期，却要发论文应付各种评价体系……这是现在基础研究经常面临的尴尬局面，也是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隐痛”。这些现象背后，暗含着基础研究经费配置模式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科研评价导向问题等。
基础研究薄弱，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短板。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75.5亿元，比上年增加152.6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R&D比重为5.5%，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分别为531.1亿元、384.4亿元和28.9亿元。高等院校对全社会基础研究增长的贡献率为64.6%。基础研究经费逐年上涨，经费结构，尤其是其中人员经费的比例引起了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利顶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相信一个基础研究科研人员可以做好工作，就应当加大支持力度、保证其人员经费，“让他能踏踏实实做工作”。
解决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人员经费比例问题，可以预期的影响是稳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说，基础研究主要靠“聪明的脑袋”，至少其带头人是水平很高的精英。
“只有稳住了精英人才，让他们没有衣食之忧，有体面的生活，才能安心从事基础研究。”目前科学界普遍呼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但并不是说做基础研究想要多少，国家就该给多少。张柏春认为，首先是选对人，并保证他们的基础研究经费和人员经费。“我国现在专门从事基础研究或参与基础研究的人数并不算少，但原创成果离期望的有距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成果少。
”张柏春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精炼基础研究队伍，“把资源用在天分好的人身上”。
如今的项目考核流程和机制在陈利顶看来仍有待规范化。“我们平时的科研工作都是做好计划的，临时检查会打乱计划，立项、评审的流程要有章可循，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时间和资源浪费。
”罗俊一再强调，从根本而言，人才评价还是要在价值取向上引导科技工作者聚焦“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作出实际贡献。“国家推动破‘四唯’专项行动也是希望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建立更加科学、合理、正确的价值导向。我相信，这对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获得感有很大促进作用。”罗俊说。
据罗俊介绍，近些年，中山大学在建立和完善分类评价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更加精准地评价科研工作者的贡献。“以‘三个面向’为价值导向，中大的科研评价体系由注重数量转变为关注质量、贡献和影响力，对不同的学科建立分类分层次的评价体系。
”罗俊举例说，人文社会科学以“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为根本导向，要积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国家急需的理论和决策研究；理科发展以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为根本导向，引领科学进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工科发展以技术创新、工程实现为根本导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医科强调临床导向，要攻克疑难杂症，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
“所以说到底，对于人才评价，我们要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要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高度，认真做事，做成事。”罗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