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23:30，收到第一条矶崎新获奖的消息，迅即给胡倩（矶崎新+胡倩工作室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发去如下文字："老矶马上声明拒绝接受普利兹克奖那才牛逼透顶，赶紧告诉他我的意见。因为普奖是明星与时尚，老矶是文人先锋。"作为把矶崎新的想法、图纸盖成房子的人，作为与胡倩吵吵闹闹打过仗的人，上述意见是我第一时刻的反应。
矶崎新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建筑的设计师，我则是这个项目的甲方代表，决策者是潘公凯（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及潘公凯骨子里流淌的坚决。这个项目上面对所有反对意见他都收进囊中，不论是选择矶崎新，还是选择我，他从来没有动摇，所以88岁的老矶如壮年般获奖，不得不让我想起72岁的老潘如青年般地做。
矶崎新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矶崎新是我美术馆知识的启蒙者，胡倩是桥梁，程启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教授）是纽带。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十年前曾对我说：见过最好的助手，一是胡倩，还有一个是马文（自由艺术家）。胡倩不仅会日文、英文、德文，还地道阿拉腔，也操一口粤语，可谓玲珑剔透。我在飞机场见她的第一面时，抛开年轻美貌，最动人的是她对老矶的信仰。我想，这比马文强。
正是沿着胡倩的信仰才让我揭开了矶崎新的面纱——他是我见过的所有建筑师中最具文人气、最具先锋精神，融合得至中至正的唯一一个。
所以，我才建议他拒绝获奖，因为它迟到了，作为战友，我抱打不平。胡倩回复我的一段她个人的意见，证实了他的虚怀若谷。他的时代60年代开始城市建筑都面临变革，他努力了80年代取得了成就，不需要该奖来评价他。
故当时回绝，现在信息时代社会再次面临巨大变革，他依然在努力，永不停息，而结论也许要留给后辈了，故欣然接受这次荣誉，希望给后辈留下开头的意义。因此获奖对他本人而言不是重点，不影响任何工作方式、关注点和责任，我也一样。
记得潘公凯选择矶崎新就是基于奈良百年会馆的图片，恰好中央美院吴良镛先生规划预留给美术馆的地形是弧形，潘公凯自己做的草案也是弧形，更为关键的是潘公凯身上与矶崎新相投的文人气，融合到这个项目上，我变成了兑现这种融合的工具和手段，从中得到蒙养是在做的过程中。这个建筑从设计到实施没有改动过设计师的一点原创，潘公凯对矶崎新和胡倩的尊重压制了我的愚昧，因为我常常为图纸跟不上而发脾气，以为大师包治百病。
那时候还不懂大师之作是探索与实验的结果，是多方因素凝结的成果。
所以矶崎新曾对我说建筑的灵魂是"集体"。有人问我央美美术馆好在哪里？我说：大多数建筑魂不附体，它是魂附体的，形象与身份吻合得不可分离。在这个过程中矶崎新一直引导着建筑朝着当代的路上走，然而环境因素造成我们始终又往后头拽，所以在内部空间的设置上看得出搏斗。
当时学校里对空间有认识，对当代有立场，对建筑有兴趣的人少之又少，稍微关心美术馆的人基本上是站在各自专业的立场上去讨论传统怎么做，唯独潘公凯是热衷的，并平衡其中的矛盾。
当我们拿着"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抖机灵赞誉矶崎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时，他则完全否定，说是对他的歪曲。过了很多年我承认把"后现代"安在他头上是我的无知，错误地把他的创新理解为反现代，其实他不被定义所凝固，所有的陈词滥调他都反，直到今天仍在"此时此刻"的立场，从内心关照形而上的此境与脉动。
记得2003年在矶崎新的办公室看见卡塔尔国家图书馆树根生发作为基层设计的做法，第一次听到了"参数化"，第一次听到赞美扎哈，第一次听到力挺库哈斯，试想岂为"后现代"？我低头认错。胡倩作为一个对建筑充满理想的人，我亲眼见证了她从青年步入中年，她实实在在的工作与创造性潜质，帮助了矶崎新在中国增进了了解，开拓了工作的前景。
胡倩的贡献不是一个助手和传播者可以界定的，我认为是一种激励的因素，砥砺碰撞着老矶往前行，作为英雄，这是他的福气。
正是基于矶崎新的启蒙，潘公凯的培养，范迪安的信任才使得我有了主持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招标的机会。
2011年我们向全世界公开征集国家美术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时，报名的国际大腕就有盖里、扎哈、库哈斯、矶崎新等，他提交了一套北京城市发展史的方案，从梁思成的意图到今天的现状，概念的具体形象是他过去在教科书里写过的"空中城市"的图像，然而我作为业主集体中的一员，则更关注于具体的形式创新，认为这是以往概念的重复，他没有认真做出响应，作为文献是有启示意义，因而与他擦肩而过。
今天来看当时的做法，反思如下，一是我们急于强调得到概念性方案的具体形象，二是矶崎新提供了一套关于对城市的系统思考，把三个单体置于系统之中，三是提出二十一世纪国家形象应该怎么塑造的问题。他讲道理我们讲功用，他让我们选择要系统还是要形象的路，而我们只顾着现实的结果，最后是南辕北辙，这与当时急于事功的心态息息相关。
然而，矶崎新却以宽大的胸怀理解了这一结果，在第二轮国际邀请招标中他应邀成为了评委。
因为国际招标必须要有国际大师作为评委，具备评委资历的人并不多，关键是要腾出时间来参与评审，对于那些"空中飞人"来说的确很难约定，当时我们联系过皮亚诺、卒姆托做评委，连反应都没有。然而矶崎新却对我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对你，时间全面开放。"意思是我可以随时请他到场，他也真的兑现了承诺。在评审的具体工作中，一丝不苟、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与中国的大师张锦秋院士等一道为中国国家美术馆评出了最优方案。
他盛赞："让·努埃尔（法国建筑大师）是空中闯出的一匹黑马"，并且为这个方案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回忆当年他与师傅丹下健三在东京都厅项目上的竞争，看看今天他在中国国家美术馆建筑方案招投标上半场失利，下半场平和的态度，岂不是文化先锋？！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立场，不受利益的左右，往往苦行僧。我经常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周围的朋友，确实很难中意。
建筑师这个职业更是如此，常常受利益的诱惑而放弃，常常因利益的诱惑而追逐。然而矶崎新几十年前从他"未建成"概念的抛出，本身就具备反叛，具备独立，具备知识分子的格调。我读过老矶的一点文章，更多的是近距离的交流与讨教，全凭胡倩与启明的转译，但转译是诚恳的，从中了解日本右翼分子给他寄子弹，他不畏惧。他思考废墟，思考生态，思考数字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时代同行。
在他思考生命意义的同时，也思考过建筑何为、反建筑这些哲学层面的命题，他的思考与实践并非明星建筑师可与之并肩，留给后辈的都是思想的光芒，所以，我一直对别人介绍矶崎新是最具文人气质的建筑师，今天我要进一步："他是知识分子意义上的建筑师。"
2006年，潘公凯院长想大力推进设计学科，在中央美院的另一块自有用地上建城市设计学院，委托矶崎新设计建筑方案。
这个方案获得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后批准实施，但各种因素的制约，未能成真。今天看到精彩的模型，至今歉疚没有付设计费，当时的约定是200万。矶崎新从未向潘公凯和我计较过，埋怨过，这样的拖欠只能是永无休止，然而我们的友情却与日俱增。因为他不受利益的左右，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项目的过程中已经是亏本买卖了。所以我今天对大家说：他是知识分子，他是知识分子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