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妇女节是一个全球性的节日，起源于20世纪初北美和欧洲的工人运动。1917年3月8日，俄国妇女游行罢工，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四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女性选举权。女性一直是个社会话题。旧中国的“男尊女卑”从来都是个荒谬的命题，“三从四德”更是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在西方，女性也长期得不到尊重。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虽然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人生而平等”，但是那个“人”字选的是“men”，意指“男人”。美国的大学之母密歇根大学，三十年代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地之一。难以相信的是当时就有几百号中国学生。然而，她刚到达旧金山歇了一脚，就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听说密歇根大学建了一个学生活动中心，是男女学生共同出力出汗盖好的。
然而，男学生被赋予特权，进出活动中心走中间的大门，而女同学被告知，她们只能通过边上的小门。这震惊了年轻好胜的吴健雄。而在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妇女的权益也长期被搁置一边。数学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推范·德·瓦尔登的老师埃米·诺特。这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抽象代数学家在哥廷根大学居然连讲师这样低级的正式教职都找不到。有投票权的哲学院教授们反对的逻辑是：“一个女人怎么能做讲师呢？
如果让她当了讲师，那她以后就会成为教授，成为大学评议会的成员，难道能允许一名女人进入评议会吗？”这让哥廷根的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怒火中烧，吐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名言：“先生们，我不认为候选人的性别是不能让她当讲师的理由。大学评议会毕竟不是澡堂。”事实上，各行各业，从学生到教授，干得如此之好的女士举不胜举。我早就听说中国大学里的女研究生大大多于男研究生，尤其是数学系的。
2013年5月，我在家乡的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了一门双语数学课，全班16个研究生中仅有两位男生。最后一节课结束之际，我和听课学生合了一张照以资纪念。但两个男孩子不知去向。照片上，剩下的14个青春焕发的姑娘像众星拱月似的将我簇拥在中间。教师节来临之前，她们中的一位无锡女孩和没在照片上的一位男孩，联合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放进精致的镜框里送给了我，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我快完成博士论文之时，我系从约旦招来了一位本科毕业于福州大学的女子。她后来师从一位博士帽子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图论教授，毕业后于1996年去了本州的西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书。不要小看这个带有“方向性形容词”的地方性高校，它的离散数学研究团队不亚于许多州的最好大学，就像我校的高分子化学那样总是全美前十。这是美国大学的一个特色：名牌大学不是所有专业都是“名牌”。
到了2017年底，我收到的母校数学系所属的自然科学学院的校友通讯上如此地介绍她：九五届数学博士张平教授获得任教大学今年的杰出教授学术奖。她已经发表了二百九十篇研究论文，出版过八本书，并指导了十四个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