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初，我被调到石油研究所（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担任党委书记、副所长，至1964年8月调离。近8年的工作，成为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当年的人和事，经常在我心中萦绕，成绩与失误，顺利与挫折，都与大连化物所里的人与事紧紧相联。
在去研究所之前，我干过几年记者，也做过一些县市的党政负责工作，算是有点文化和工作经验，但一进研究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科技工作及众多的科研人员，我痛感“外行领导内行”的苦涩味。于是我把所里的每位同志都当成老师。张大煜和萧光琰都教过我催化剂的课，我还请楼南泉给我上化学课。我的网球也是萧光琰教的……在不断请教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一点业务，也了解了所里的科研人员。
徐晓同志曾非常善意地批评我：“不要老说自己是外行，不要把研究工作看得那么神秘。”但是，对工作没有发言权又身居领导岗位，只有过来人才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
到职的第一件有争论的事是水煤气合成项目。该项目曾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2000元奖金怎么分配？是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技术人员、值班员工平均分配呢，还是为了体现科学奖的意义，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多拿。由此引发出有趣的“打兔子理论”。
甲说：“没有熟练的射击技术是打不着兔子的。”乙说：“我不告诉你哪里有兔子和兔子出没的规律，你技术再高明也打不着。”丙说：“负伤致死的兔子在那里，我不爬山涉水去捡，还是没有兔子。”这种半开玩笑的议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也是我日后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处理政治运动和科研工作的关系。在近8年的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对研究人员和研究工作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处理好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政治运动和科研业务的关系问题，是对领导工作的考验。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在每次运动中都尽可能地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制定适应中国科学院的政策界限，但实际工作中仍免不了受大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压力使我感到：研究所再抓不出右派，可能要牵连到我这个主要负责人。轻则思想右倾，重则你就是右派。周围好心的同志也向我暗示同样的顾虑。
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压力下，研究所后来终于出了几个“右派”，我深知这是个人得失的后果。为此我曾向有关同志道歉作过自我批评。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违心的事。
2000年8月，我回大连，当年轻油室的龙鹏振来看我时说：“当年你曾在全所大会上说过，助研可以回家看书，但不要为老婆服务的话。在当时这可是石破天惊的话。”我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已记不清了，但要充分发扬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我当时最主要的思想。
为了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我曾提出：行政处室和研究室的党政工作人员要参加业务学习，要树立为研究工作服务的观念，事务性工作，党政干部、包括研究室的专职党支部书记应多承担。
1962年7、8月间，石油研究所在青岛举行会议，决定将大连石油研究所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这是在我工作期间研究业务中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创见，也不是某几个人利用职务作出的决定，而是工作发展的必然，是学术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的产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满铁中央试验所”遗留的基础条件上，解放后，国家创建了石油研究所，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然气石油产量极低的情况下建立的。石油所在催化剂和色谱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随着国家的发展，石油所觉察到，对全所研究人员长远的学科领域导向不能缺席。
特别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不应仅仅局限于生产性很强的石油研究。研究人员经常议论，一个研究所，没有紧密结合生产建设急需的课题，研究人员干劲不大；如果没有长远的学科目标，研究的学科方向便不明晰。这个话题延伸到学术领域，往往表现为研究人员对研究课题的争论。当时所里科研民主气氛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葆琳和卢佩章同志关于色谱研究的争论。
他们从实验室争到回宿舍的路上，从白天争论到深夜。据说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俩还在宿舍窗外争论。以至于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这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但他俩没有因争论而伤感情。
这个话题自然也是张大煜同志经常和我谈起的，我请教过朱葆琳、张存浩、萧光琰、郭和夫等人。记得朱葆琳曾给我阐述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他说有些成果只能算是技术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里不存在科学和技术谁高谁低的问题，都是重要的。
为了说明研究成果的区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时任所长李熏同志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研究成果装在两个口袋里，如果是同行，懂得科研的人，我给他看一个口袋；如果是主管生产工作，关心当前经济建设的人，我给他看另一个口袋里的成果。我意识到这是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也是石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名字是定方向的大问题，除了在日常讨论中涉及外，学术委员会也多次论及。
学委会的民主气氛在这个问题上有充分的体现。当时有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张存浩，人们戏称为“张冒进”；陶愉生，人们戏称为“陶保守”。（实际上张存浩也不是冒进，陶愉生也不是保守，只不过他俩的意见有分歧而已。）他俩在学委会的讨论中，经常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激烈地争论，友好的结束。
为了解决涉及研究所前途的、出成果出人才的大问题，1962年在青岛举行会议期间，应该说除了讨论学科方向外，还议论到人才培养问题。张大煜、朱葆琳同志在日常谈论中经常提到何国钟、丁景群、袁权等人，认为他们是一批有科学素质的青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实际上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对待的。青岛的会议为大化所的发展，起了打基础的作用。
大连化物所几十年来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哪一件事、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大连化物所的目标是向世界一流研究所迈进，我深信，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承良好的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的传统，保持党组织和科研人员的良好关系，坚持出成果，出人才的大方向，一定能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